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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1）
约一万到一万五千年前，当我们的祖先不再靠采摘和狩猎为生时，他们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之所以这么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选择使他们不再那么健康了。他们的膳食结构受到了限制。当遇到一两种主要农作物受到影响的坏年头儿的时候，他们也变得更加的脆弱。家畜给他们带来了虱子、蛆虫以及疾病，而在当时这些还都没有爆发在人类身上。卫生越发成为一个问题。要是你明天就搬到别处去，你无需仔细地琢磨你应该在哪里解手。但是，情况改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至少曾经一度出现了下滑。
农业能为人们稳定地提供啤酒，而一些人正经八百地说，农耕对于人们最初的吸引力就在于此。除了提供啤酒之外，农业确实提供了获得财富的机会。谷物可以被储存起来，工人可以进行专业化分工，酋长们能够爬上高位，然后开始发胖、变懒。伴随着大量农业化思维人口的增加，专业化的医生开始出现。
苏美尔人约六千年前生活在今天的伊拉克地区。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最早的农业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人类早期医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信赖自己的医学。苏美尔的老太太经常以母亲的口吻叨咕：“我的孩子，注意一切有药用价值的东西！……注意一切有药用价值的东西！”这是因为她们感到她们的后人们对此如此不关注，以至于她们认为有必要自己重复一下。苏美尔人担心“纠缠人类的忧虑和肠道疾病”，以及药力所不能及的苦痛。（有句谚语说得好，“家里有个恶毒的媳妇比任何疾病都可恶”）他们写下关于药方的东西，写下关于“救活人的命，带给人重生”的医生职责的内容，写下关于制作“具有神奇力量的药品”方面的东西。
要了解苏美尔药品，我们应该首先转向埃及人。我们所获得的苏美尔人时期的石碑上记录着诗歌、谚语、宗教，甚至小说，但是有关医药方面的内容却只是只言片语。有一个碑文上确实有几味药的成分——乌龟壳、蛇蜕、麝香、牛奶、无花果以及大枣，但却丝毫没有提及如何煎制以及具体用途。然而，埃及人继承了大量的苏美尔文明，关于他们给病人看病的特效药方，我们有着较完好的记载。通常来讲，它们没有很大的价值。
1.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2）
埃德温?斯密斯，一个来自康涅狄格的中年冒险家，在1862年1月份，花了21英镑买了两张纸莎草。它们大概是3500年前的，上面记载着一些在那之前就传下来的知识。上面列举了大约160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现代的学者已经翻译出了一小部分。这样，我们知道了在埃及的医药宝库中，包含着洋葱、西瓜、旱芹，以及杏仁、八角、大枣、莳萝、杜松、桂皮。
近来的一个研究阿司匹林的史学家——狄阿缪德?杰弗里?迪阿姆伊德很兴奋，因为在这张埃及的单子上以及在苏美尔人的记录中，都包含着柳树。我们最初就是从柳木中提取阿司匹林的。我们可以缜密地推理，这意味着苏美尔人和埃及人以有效的医药方式使用柳树。然而，他们在柳树跟其他的成分之间没有作出区分。就他们而言，柳树不比洋葱或者旱芹更有效。
在斯密斯所买的纸张中，有一张上面提出，将柳树与无花果、大枣以及啤酒相混合，可以“让心脏获得面包”（埃及人用“面包”来作为所有好东西的同义词。他们日常彼此间打招呼都是用“面包和啤酒”来表达良好的希望，意思是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好）。研究阿司匹林的历史学家评论说，“许多他们的迷信、推理以及治疗都是建立在跟我们相异的概念之上的”。确实是这样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埃及人认为他们的医生和他们的药品都是强力的、有效的。他们的实践记录则表现出一点儿不同的东西来。这两张纸莎草——我们人类最古老的医药指南，上面包含着剂量、膏药以及麻醉药，它们的有效性简直是空想。传统的治疗知识并不可靠。世界上第一个医生是骗子。任何职业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始，即便是那些总是愉快地享受着人们的特殊信任的职业也不例外。在下一个3500年之内，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尽管如此，世界人口变得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更长寿。他们变得更健康。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足够幸运，他们出生在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他们的寿命几乎可以达到他们的采集—狩猎祖先的三倍左右。这种巨大的变化来自于更多的食物、更好的居住条件、更优良的环境。医药所带走的要多于它们所带来的。
科学的理念是指一种理论必须是被验证的理念，即不能被验证的或者尚未被验证的东西不能当做事实的理念。科学理念还没有出现在苏美尔人身上。然而，他们发现了某种药，效果如此神奇、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了解了该药的效果。麻醉药来自于罂粟，这直到今天都很普及。
1.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3）
罂粟是罂粟属，罂粟科，毛莨种，木兰门，木兰纲，植物，真核细胞。它适合在被挖过的土地上生长，或者是在战争中被挖得乱七八糟的土地上，或者是在被犁杖耕过的土地上。在牛津郡，在我家周围的田野中，罂粟是普遍存在的风景。罂粟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小麦或者大麦田中间不规则的田地里，茁壮地成长。罂粟长着毛绒绒的茎，低垂着绿色花蕾，当它的双萼片脱落时，下面猩红色和深色的花瓣骤然开放，尽享几天灿烂的阳光。罂粟也有别的颜色：橘红色的加利福尼亚罂粟，叫做宽蕊加利福尼亚罂粟，浅黄色的威尔士罂粟，或者在大片的阴影中开放的淡黄色的冰岛罂粟。
在温暖的夏日里，罂粟的子房膨胀，果实形成，形状是一个朝上的钟，柱头形成了一个帽儿，在那儿分成瓣儿。这种果实在一段时间里明显是多汁儿的。划一下它，就会有一种白色的物质沿着果实的外壁缓缓地流下来。最终这些流淌下来的汁液会变得干燥，微风通过蒴果的小孔将种子吹散在风中，这将是来年的植物了。
在20世纪晚期长大的我看来，罂粟象征着快乐。在良好的天气里，在郊区游逛的时候，你会看见它们，或从火车、汽车的车窗向外瞥的时候，你会看到眼前闪过鲜亮的猩红色。连佛兰德斯田野的永久形象都加强了罂粟的愉快本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罂粟的形象跟周围的泥泞与死亡形成了对比，这对部队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这个形象进入部队人员的头脑中，给了他们为家乡田园而战的希望，那里有他们在乡村的快乐记忆。
这也是苏美尔人对它的称谓：快乐植物。他们的文字是楔形文字。那是整体上比我们的语音学字母要相对笨一些的象征符号。他们使用的很多陶片还继续存在着。从巴格达南部出土的一个陶片描述了如何从植物中提取快乐。你划破正在成熟的种子头，接着那种有点儿苦的、充满麻醉成分的黏稠物出现了。把它留在那儿晾干，让它在太阳底下氧化，而后可搜集到一种棕色的黏稠的浆糊。你得到的东西叫做鸦片。
鸦片本身，即罂粟汁液的干燥物，是不同化学成分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成分我们今天称之为吗啡。它是一种复合植物碱，有着药理学的效果。它们为什么会这样？至今尚不清楚，但是似乎植物产生植物碱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专门对其周围的物种产生影响。
1.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4）
植物碱使得某种植物（或者该植物的一部分）引不起任何昆虫或者食草动物的食欲，否则，这些植物可能会被吃掉。然而，有时某些保护措施会变成吸引力，比如人们寻找红辣椒的辛辣是为了获得热量，而这原本是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使哺乳动物避开它们的。以相似的方式，吗啡的生产已经被证明是人类对罂粟的成功的革命性改造。吗啡约束着大脑和脊柱神经的全部神经元，克服了痛苦，并产生快乐感，同时，抑制我们呼吸和体内的常规运动。正因为这个，以及它的花朵带给人的愉快，人们开始宣传并保护该植物。
还有其他的方法从罂粟中提取鸦片，有些方法是很简单的。吃个罂粟种子百吉饼足以打败一次麻醉试验；原料就在那儿呢，即便是剂量太低，使得你感觉不到。美国农业部的一个生物学家认为，在整个罂粟中有大量的鸦片，一个没有成熟的种子头浸泡在一杯伏特加中，会生产出比像样的一剂药还多的量。在不到一百年以前，在今天禁止种植鸦片的政府部门当时建议农民们作为经济作物种植罂粟。
如果我们服用麻醉剂就是为了获得快乐，那么，它还是一种药物吗？我们中的多数人看来，使用麻醉剂是为了产生一种安宁的感觉，这看起来并不“医学”。然而，不快乐，至少针对某些人来讲，是一种病。世界卫生组织也这么说，它对健康的定义是极为积极的。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健康“就是一种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良好状态，而不是仅仅指没有疾病或虚弱”。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东西只要带来了快乐就带来了健康。鸦片自古代起就被用来做抗抑郁药物。有时，我们仍然以相似的方式将之作为医用药物。我曾经给病人注射吗啡，然后看到他们的恐惧、悲伤和惊骇慢慢消散。是他们处于痛苦中，而痛苦取代了他们最糟糕的感觉吗？或许吧。但有时，痛苦、惊骇和不快乐不是独立的东西。鸦片可以一并治疗它们。
丽春花，佛兰德斯田野中的罂粟，生产有用的麻醉药的能力较低。生产吗啡潜力大的罂粟是刚毛罂粟（Papaver setigerum），更好的是梦之花罂粟（Papaver somniferum）。如果一片罂粟地让我们中的多数人想起夏天或者战争，那么在那段时光里，罂粟会促使人们睡眠、休息以及忘却。诗歌当中对罂粟的描写很多。海伦的《信鸽在歌唱》说，宙斯的女儿准备了一张网，借此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可能就会忘记他的缺位所带来的悲痛。她“把一种药投进了酒里面，他们喝了这个酒，以麻痹所有的痛苦、愤怒，并带来对每一处悲伤的忘却”。那种东西听起来像是鸦片，那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如是描述：使他感觉到其灵魂仿佛在丝绸之下被按摩。在公元1世纪写了五卷药理学教科书的迪奥斯科里斯，认为海伦曾用过莨菪。
1.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5）
那是一种全然不太可靠的、不太能带给人快感的药物。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尽管迪奥斯科里斯本人跟随罗马军队游历，当然在行进的过程中，他搜集了鸦片，有一些权威。更多的现代作家相信海伦使用过鸦片。1967年的《镇静剂报告》中，甚至提出，忒勒马科斯通过成为一个常规使用者来避免任何不良反应。但在《奥德赛》中，他们发现了证明忒勒马科斯吸食鸦片的权威信息尚不清楚。但是《镇静剂报告》关于鸦片对海伦的记忆思维的影响，或许，有些许的担忧。
英国诗歌，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诗歌中，对罂粟有着丰富的描写。它的盛开中带着睡眠、忘却，以及对死亡的嘲弄、祝福等内涵。弗朗西斯?汤姆普森的诗歌《罂粟》，写于1887年左右，在今天看来它有着无意识的催眠的作用，有着让人忘却的作用。尽管，在1919年它被给予足够高的评价——被收入《牛津英文韵诗》中。在坦尼森的崎岖的山脊上，罂粟寂静地低垂着，在属于约翰?迈克凯瑞的佛兰德斯的田野中罂粟默默地开花。艾萨克?罗森伯格明白，一个诗人应该让罂粟处于安全状态，特别是在黎明的战壕里面：
罂粟之根长在男人的血脉中，
下降，却永不滴落；
但在我的耳朵里它是安全的，
只是落上了一点儿白色的灰尘。
士兵罗森伯格在1918年4月1日的破晓时分被杀害，当时他刚刚完成一次夜间巡逻。奥斯卡?维尔德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宣称，他为生活预留着才华，而不是为工作，他喜欢戴着罂粟花来写关于罂粟的诗。罂粟的同性爱恋标志，特别是一个松软的紫色花瓣儿，有助于为战争诗人们提供创作基础。他们需要些形象来抚慰年轻人的红色伤口。在迈克凯瑞的“在佛兰德斯的田野中”，罂粟变成“以战争结束全部战争”的标志——之后成了战争的标志。遗忘的标志变成了记忆的标志。
梦之花罂粟，在人类定居点的出现可以追溯到6000年或者7000年前。它在欧洲和亚洲都有种植，也许是在西地中海地区开始被家养。大约公元前4200年的西班牙穆谢拉戈斯洞穴中的墓葬中，有罂粟种子的蒴果作陪葬。
1.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6）
古代埃及人，追随苏美尔人的潮流，种植罂粟。他们将罂粟用于多种用途，但是他们清楚罂粟的药用力量。在他们的万神殿中，伊希斯女神给了太阳神阿托姆鸦片，来祛除他的头痛。在他们常见的医药治疗方案中，罂粟是重要的，在某些方面也是独特的。
在罗马时代，尼禄喜欢罂粟。普林尼声称君主使用罂粟作为除掉敌人的方式。2000多年后，柯尔雷基发现罂粟是迷人的。他说，罂粟带来的睡梦是“多么神圣的安宁啊”“多么具有魔力啊，在废弃的沙堆的中央，有一泓绿色的清泉，有鲜花、有绿树”。他的伦敦报告会，如此地受欢迎，以至于在报告会的外面，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单行系统，以处理交通问题。他的报告是建立在这样的信仰基础上的：只有在自身处于最高的兴奋点时，他才能对观众保持最大限度的兴趣。所以，他走上讲坛，没有带任何有着固定思想的草稿。他张开嘴，人们才会听到有什么样的观点说出来。在讲台上的一个玻璃杯中，他倒入了一点儿鸦片酒，就是将鸦片溶解到酒精中，只要几滴就足以让整个杯子变色。他一边讲，一边往里面加入更多，随着他的演讲的推进，杯子变得越来越黑。
这确定无疑是一种药物。罂粟引起了睡眠和快乐，缓解了沮丧，缓解了呼吸不足以及明显的腹泻。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带走痛苦。奥斯卡?维尔德在死前一年开始潦倒， 他服用吗啡或者鸦片来祛除疼痛，这种疼痛医生认为是由脑膜炎引起的。到后来的时候，在1900年11月，他们采取了一种奇怪的措施，即假装给他注射吗啡。被疾病折磨得神志不清的维尔德，被迫把手塞进嘴里，以避免自己叫出声来。手里握着吗啡的维尔德的医生们无疑是残忍的，但医生们这样做才可能延长他的生命。罂粟能帮助人们释放窒息的感觉，但这并不是因为它能帮助人们呼吸。它的作用正好相反，它带走的是人们对呼吸不足的感知。这缩短了人们的痛苦，但潜在的危险是，它也缩短了人们的生命。
对麻醉药效果的欣赏，并不意味着用来解释它们的理论是正确的。伽林说，“鸦片是最强力的麻醉药，它能使感官失去知觉，并引起一种毫无感觉的睡眠”。伽林是个希腊人，在耶稣之后的第二个世纪生活在罗马。他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医生。他的著作归纳了当时的经典知识，几乎没有多少他自己的创新加入其中。在他死后1000多年，他的信仰仍被当做绝对真理。尽管伽林声称信条应该在实验中产生，但他的多数知识都是基于思想的。伽林推荐将鸦片泡在沸水中，然后把它浇在毛纺的纱布上面，或者放在肛门上方，或者放在鼻子里。两种方法都奏效，直肠或者鼻孔的血液供应会充足，这些部位附近的内层黏膜会变得薄而且容易渗透。伽林拥有鸦片。他还有其他一些药物，比如能导致人腹泻的药物——番泻叶以及海狸香油，这些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伽林还有让人呕吐或者发汗的药品。这些东西的功效都是在原始人的发现能力之内的。
1.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7）
人类学家们发誓要戒除使用“原始的”这个字眼儿，因为他们担心这暗示着其他的文化不如我们的文化那么复杂，或者不如我们的文化那么丰富。人类学家们可能是对的。然而，当谈及客观知识时，这个词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伽林对医药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比，确实是原始的，就如同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子孙的理解相比，有可能也是原始的。
这些早期药品的什么特质让人们发现了它们呢？如果什么东西能相对快速地让人呕吐、出汗、产生幻觉，或者变得失去知觉，那么，你就可以发现它。如果一个人的肠道或者膀胱运转异常，他或她第二天可能会告诉别人。有这些效果的药品被记录下来，同样的过程帮助人们发现哪些东西能吃。微妙的、较缓慢的效果，不容易被发现。许多缓慢发作的毒药未被察觉。罗马人用铅来使他们的酒变得更甘甜。由于酒中溶解的金属而导致的中毒，这是不明显的，要在几十年之后，才会带给人不尽的痛苦或死亡。有益的功效也会被忽视，如果这些效果不是立即的、明显的。人们吃着园子里的植物，被食物中含有的活性的药物所包围，但是人们缺少发现这些的途径。
这不是权威的医药史留给人的印象。罗伊?波特在1997年出版的《对人类最大的益处》中如是表述：“……在对‘原始药品’作了许多蔑视之后，研究植物学的药理学家现在承认，这些知识为从医人员提供了有效的止痛剂、麻醉剂、催吐剂、泻剂、利尿剂、镇静剂、导泻剂、退热剂、避孕剂、堕胎剂。”波特所列的清单是精确的，然而，有误导作用。例如，伽林有什么？催吐剂起作用是因为它使人们呕吐，但是什么条件下呕吐有好处？导泻剂对便秘的人有好处，对别人几乎没什么好处。对传染病，它们起的作用跟出血相似。催吐剂使已经处于脱水和虚弱状态的人进一步脱水、虚脱。利尿剂，一种让你排出多余液体的药物，对于心脏衰竭的人是有好处的，但要使用小剂量，可以预见的最小剂量。通常，它们被应用在急性病例中，比如外伤或者感染。像放血或者泻剂，它们使本来就很坏的情况更糟糕了。自从人们认为毒素能随着汗液从人体中排出来以后，能让人出汗的药品就开始使用了。但是，人们错了，因为随着汗液流出的是盐分和液体——两者对已经生病的任何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1.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8）
能用来堕胎或者防止怀孕的药品古已有之。古代埃及人使用鳄鱼粪作为阴道栓剂确实起到了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在直接杀死精子的同时，也抑制了性的吸引力。极少数的古代处置方法是有好处的。汞，虽然有毒，但有助于预防梅毒，不过不能用得太多，通常应少量使用，以抵消其带来的害处。另外一种化学物质叫做锑，在抵制吸血虫病上有着有限的作用。吸血虫在非洲被感染的水域或游泳池有可能遇到。番红花中的秋水仙碱，用来治疗痛风时会带来好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伤害，比如导致呕吐和腹泻。
古代埃及的环钻术，经常被用做一个例子来说明古代的外科手术有多么先进。外科手术能在人的颅骨上钻个孔，以取出里面的骨头碎片。过一段时间，有刀口的颅骨愈合，这表明这个人存活下来。古代埃及人，在清除一个人颅骨里面的碎片并且不导致该人死亡方面，确实很先进，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理解了他们的这种做法可能是有益的。他们用这种技术来挽救一些颅骨粉碎的人。但是他们也用这种方法使一些人受到伤害，这部分人的问题实际上是精神病、神经病或者传染病，这些人无法从环钻术的痛苦和危险当中受益。
长长的清单当中包括的其他的有益成分并不能表明是真正的知识或任何疗效。例如，在20世纪，人们知道盘尼西林（青霉素）中的某种成分可能杀死细菌，所以医生们设法从盘尼西林中获取实际的好处。医生们设法选用合适种类的霉以及先进的化工技术，来提取高浓度的汁液，但他们发现想让盘尼西林发挥点儿用处是极其困难的。从青霉菌当中获取点儿疗效是那么的困难。这告诉了我们某种重要的事情，即如何解释一些古埃及的伤口敷裹物中有发霉的面包。
这样，一些在药品的药理成分之外的其他东西确实重要，即人们的利用能力。希腊人和罗马人能够可靠地，甚至是经常地使用鸦片来结束痛苦吗？他们能让手术舒适、人死得安乐、疾病缓和吗？不能。即便是在19世纪，医生们也不能做到这些，他们仍被剂量、准备工作、不确定的效果、太过吓人的副作用等问题困扰。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1）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与人类向科学史迈出早期步伐相伴而来的是古希腊人的哲学辩论。在耶稣诞生前500年，有一群希腊人，他们以自己有技巧的辩论来谋生。雅典是一个好诉讼的社会，诉讼中的成败往往取决于辩论的技巧。这群人被称为诡辩家。最初，这个名称是对他们智慧的恭维，到后来，这个名称则演变成对他们道德的侮辱。（“诡辩”一词开始意味着，诡辩家不诚实地为某事争论，或者并不是因为某事是正确的，诡辩家才为之辩论，与之相随的是谎言和混淆，因为这样才符合诡辩家自私的个人利益）这些诡辩家排斥人们普遍的信仰，即理解世界最好的方式是推理。他们认为，经验，而非纯粹的推理，让你对世界存在的实际方式有了更精确的了解。
这些诡辩家的伟大的反对者中有一位叫柏拉图。他的观点是，经验主义世界是容易让人误解的。我们脚踩着的地面、我们周围的建筑、人以及各种形象，都是最本原的东西的样式，是一种反映。深层的真理被隐藏起来了。通过思想的力量，思维可以努力使隐藏的本体清晰起来。经验，只能通过扰乱本原的反映，而把人们的思绪弄乱、弄蒙。实验只能让你了解这些幻影或者表象，而无法让你了解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信任如此未开化的实践方法为实验的人，被称为“经验主义者”。这是个轻蔑的称谓。
亚里士多德从理性思索的角度驳斥了这种信念。他提出，推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哲学不足以告诉你一只蜜蜂是如何飞的，也无法告诉你一个人长了多少颗牙齿。相反，你需要研究蜜蜂，需要打开某个人的嘴，数一数你看到的牙。“实验”和“经验”两个词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仍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至少感觉到还有某种重要的东西隐藏在“实验”和“经验”之中。那就是在人类的大脑中隆隆作响的思想，它并非是闯入人的大脑中的能够救命或者减轻痛苦的东西，而是人脑中一直充斥着的希望。
亚里士多德抱怨柏拉图太过倚重他自己的思想，以及他毫无根据地推理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能力。亚里士多德怀疑，柏拉图的这种做法并不足以揭示世界。为什么世界按照你期望的方式运转？在他看来，开始观察你周围的事物，然后开始思考你所看到的事物，这看起来要好得多。用你的思想来适应客观世界，而不是让客观世界来适应你的思想，这才有更多的希望来获得正确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信条被称为“自然哲学”，就是把你的知识建立在你的经验的基础上。在17个世纪之后，托马斯?阿奎奈将之重新措辞为，没有任何智慧是可以不经由感觉而获得的， 即“知识分子最初的东西都源自于感觉”。两个人都相信，经验比先天的智慧更为可靠，至少在理解自然世界的真理时是这样的。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2）
大量的思考和努力被花在弄清楚什么是有益的经验上。某几种经验看起来比其他的经验更有用。实验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理念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发芽。
大约在耶稣诞生1000年以后，阿尔哈曾诞生在巴士拉——今伊拉克的南部。他关于光学的书揭示了视觉的本质，对科学方法作出了最为先进的陈述。阿尔哈曾说，观察让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问题，之后会就此形成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接下来，那些理论又需要实验的检验。阿尔哈曾的方法和他关于光学的知识，都给罗杰?培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罗杰?培根是13世纪英国哲人修道士。培根强调观察、理论化和实验提供了发现世界本原的方式。他将实验详细地做成文献，非常地精确，这样，其他人就可以重复这些实验并检验培根的结论了。
培根对验证的强调，包含了一种他对误差的承认。此前，从未有人因为误差或者混乱而如此严肃地跟自己的才能作对。人们头脑中自大观念的降低，对自己直觉的精确性本能信仰的减弱，都前所未有地逐渐进步。
在16世纪晚期，与罗杰?培根毫不相干的弗朗西斯?培根帮助普及了这种科学方法的观点。他写道，“人们探索着用自己的观念建构世界”，“探索着从人们的思维中找到人们所运用的所有物质的存在方式，但是，如果人们不是这样做，而是求助于经验和观察，人们可能会有要推理的事实，而不是观点，最终，人们可能会得到关于支配整个物质世界的规律的知识”。
弗朗西斯?培根（按照当代物理学家威廉姆?哈维的说法，培根的眼睛像毒蛇一样），以真正的科学家的方式离世。一个冬天，培根在国王的内科医生维塞尔?波恩博士的陪同下驾车出行，该医生鼓动他想想，周围的雪能否用来保存肉。在极大的好奇心的驱动下，两个男人跳下马车，走进了最近的房子，劝说住在那儿的妇女卖给他们一只活鸡。他们把鸡杀了，取出了其内脏。培根充满热情，用手捧着雪把鸡的肚子塞满。在17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漫谈式传记作家约翰?奥布里写道：“那雪让培根感到如此的冰冷，以至于他立刻感到极度难受，以至于他无法回到住所。”在该事件发生50年后，奥布里自信地叙述：“两三天后，也许是被他的旅行同伴放了血，他死于肺炎。”随后，关于他的生活的看法就混乱起来了。18世纪的亚历山大教皇写道，“如果培根有什么吸引你的，想想培根有多么耀眼”，“他是人类最智慧、最聪明、最出色的”。
这些思考实验必要性方面的进步，对科学来说是重要的，而不是专门针对医学的。这些进步丝毫没有改变医生对病人的治疗方式。看医生，问点儿专业的建议，仍是个糟糕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医生们通常都是差劲的，甚至不是说他们连偶尔做得好都不能，而只是说他们对人类的总体作用是缩短人的寿命以及传播疾病。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3）
外科手术能够矫正简单的骨折，能够进行基本的手术，通常这都是为了让病人受益。但是，因为没有感染的观念，医生们制造的伤口频繁感染，甚至医生的针划下的浅浅的伤口也可能导致死亡。在17世纪，诺福克的医生托马斯?布莱恩，大大地采用了培根的方法，以及那个时代另一项伟大的发现——威廉姆?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他写道：“你一定要让你自己掌握哈维博士的著作《心血运动论》，我认为这个发现胜过哥伦布的发现。”在被忽略了数千年之后，哈维在17世纪揭示了心脏泵流出的血液在全身作循环运动。这是个极大的见识，在布莱恩看来，这要比发现美洲更重要。但这并没有给医生为病人治疗的方式带来一丝的改变，甚至没有促使医生们重新考虑一下他们对放血和用水蛭抽血的热情。
泰奥弗拉斯多?菲利普斯?奥瑞拉斯?鲍姆巴斯特?范?霍恩海姆——或者像他自己称呼自己那样，叫巴拉塞尔苏斯，这些新的思维方式在他的生活中起到了中心作用。他1493年出生在瑞士，他选择的名字标志着他对罗马医药权威塞尔苏斯的崇拜。巴拉塞尔苏斯宣布自己用这个名字，这是高傲的一种表现。他的职业让他走遍了欧洲的已知世界，发掘知识以及知识之间的疯狂关系。巴拉塞尔苏斯对理论、直觉以及他自己的天才创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将之与一大堆的秘术、炼金术以及更为直接的自然哲学相结合。“当在医药实践中除了致命和致残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时，我决定放弃这种悲剧的艺术，在别的地方寻找真理”。他自己关于当代医药的浅薄观点是精确的。但他随后的信条，即他能够做得更好，则草率得不值得一提了。
巴拉塞尔苏斯用以武装自己的心理技术是软弱的、叛逆的。可以追溯到有书面记载的历史中的“外形特征学说”是他的最爱之一。他坚持认为，内部的力量能够由表面的外观所决定。就医药而言，这意味着存在于植物和疾病之间的相似性被用作治疗关系的证据。黄金能够治疗黄疸病，是因为二者都是黄色的；看起来像睾丸的花可以用来治疗性病；蓟的刺儿能用来治疗内部的刺痛。这种观点可以在许多社会中找到，但是，“外形特征学说”的漫长的历史以及它吸引人的简单性，都没有让它向真理走得更近一些。有些人相信他们的直觉，提出了一些有害的治疗方法。巴拉塞尔苏斯嘲讽这种做法，而后，他又提出一些类似的做法。或许，更有用的是，他还为自己佩带了一把很大的剑。对于中世纪一个游荡的、好斗的人来说，这是方便的，但是在剑柄里面，有着更好的东西。他在他的剑里面塞满了财富。他宣称，“我拥有一种神秘的药物”，“这东西我把它叫做鸦片酊，它比所有其他的药物都要好”。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4）
一种新的药品的先行者认为它是一次新的革命。“如果我想要证明点儿什么”，他说，“我不会引用权威的话，而是用实验和基于此的推理。我不相信古代关于脸色和心情的教条，这些信条被错误地当做能够包治百病。正是因为这些教条，几乎没有几个内科医生有关于疾病的正确观点，包括疾病的起源以及它的发展过程”。然而，他的“实验”，是对他自己的信仰和直觉的推广，实验的结论打包而成的理论如此地浓厚而宽广，以至于它们包含着所有可能的结果。巴拉塞尔苏斯谈起话来像个科学家，但是他的“真理”常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谬见。他用那个时候科学的行话，借用刚刚兴起的化学的一些术语和惯例，将之以一种容易误导人的方式加以运用，这种误导人的方式跟巴拉塞尔苏斯所恶狠狠地鄙夷的希腊人、罗马人以及阿拉伯人误导人的方式别无二致。
当然，巴拉塞尔苏斯随身携带的这种奇怪的药剂看起来很奇怪。它包含着巴拉塞尔苏斯称之为“不朽之石”的成分，这东西看起来像是某种古怪的、神秘的动物的粪便。它是柑橘汁儿、黄金以及其他不太靠谱的成分跟鸦片结合到一块儿的产物。实际上，它们当中唯一真正起作用的部分是鸦片。它的功效是人们所喜欢的。
人们喜欢它，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东西可能真的会增加人们的存活机会。只要像巴拉塞尔苏斯这样的医生认为它能治愈人们的病，人们就抛开他们的那些更危险的治疗方案。然而，尽管鸦片酊像其他任何形式的鸦片一样，过度使用可能是危险的，但跟医生们所使用的其他疗法相比，它通常比水还要安全。
巴拉塞尔苏斯发现的是一种更有效的鸦片品种，一种浓缩方式呈现的鸦片。他将已经干燥了的乳胶溶解在酒精中而不是溶解在水中。这相当于给药品本身增加了额外的一种成分——酒精。这也意味着，既然罂粟中的有效成分更容易溶解于酒精中，那么，每品脱药物的药劲儿更大了。
巴拉塞尔苏斯死于1541年。83年后，在1624年的夏天，一个叫托马斯?西德纳姆的婴儿降生在英国一个叫多西特的地方。托马斯?西德纳姆生长在这样一个世界：它的医药学以及学校教育仍保持着浓厚的希腊和罗马色彩。后来的解剖学的进步、科学方法的进步，仍然对那些向内科医生、药剂师以及外科医生寻求帮助的人没有什么用处。尽管如此，因为在牛津受的教育，加之天生的判断力（鉴于当时英格兰的大学的品质，天生的判断力在两者中是更为有用的），西德纳姆能够意识到良好的事情。罂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宣称，“在万能的上帝所给予人类的用以缓解痛苦的所有药物中，没有一个能像鸦片这样应用广泛，这样灵验”。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5）
那时仍没有人能了解鸦片是如何起作用的。莫里哀在1673年的《幻想症患者》（Le Malade Imaginaire）中的讽刺诗中，取笑医生们用华而不实的行话来掩盖他们的无知。
“一个有学问的医生曾问我，鸦片引起睡眠的原理是什么”， 一个期望被授予职业资格以全职行医的学医的学生说，“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因为鸦片里面含有一种安眠的成分，这种东西的本质是对感官起镇静的作用”。他的考官对其完美的回答感到满意。
托马斯?西德纳姆以更新鲜的方式来看世界的承诺，在生活中被打破了。1642年内战爆发的时候，他在牛津的学习结束了，西德纳姆去参战了，因为议会和民主政府反对国王的神圣权利。失去了两个兄弟和自己大量鲜血之后，西德纳姆回来了，之后完成了他的学业。但是，他写道：“我开始深信，内科医生，通过自己的双眼来热诚地进行研究，而不借助书籍这一媒介……这些医生必须要有所超越。”他在牛津的教育完全是以书本为基础；对于一个内科医生来说，研究任何其他的东西，都被看做是不如书中这些有着极高资质的人物。西德纳姆也极力劝说他人。一个大三的学生让西德纳姆就应该学习哪些最有用的书给点儿建议，西德纳姆告诉他，“读《唐吉诃德》”，“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仍在读它”。西德纳姆强调的不仅是当代教科书的无用，也是他自己对唐吉诃德的偏爱。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不把他的全部热情放到讲授他的前辈的教义中，这看起来不只有点儿疯。
罗伯特?波义耳，皇家协会化学家，向一个他和西德纳姆共同的朋友将西德纳姆描绘成一个“成熟的学者”、一个优秀的植物学家、一个娴熟的解剖学家。那个朋友对西德纳姆重复着这些溢美之词，使得西德纳姆对此作出的回应，让波义耳感到惊异。
这一切都非常好，但是这没用——解剖学、植物学全是胡扯！先生，我认识修道院花园里的一个老女人，她更懂植物学；就解剖学而言，我的屠夫能把大块儿的肉切碎、切好；不，年轻人，那些都是胡扯；你必须回到病床边儿，就在那儿你能了解疾病。
西德纳姆那坦率的观点伴随着针对个人的、足够的温暖，使他对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波义耳是他的一个密友，哲学家洛克也是。然而，就西德纳姆在认识论和观察方面的所有成就而言，就他倡导医生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疾病的自然史上，记录疾病的标志、症状、演变和结论而言，病人的获益几乎是零。最后，西德纳姆最伟大的治疗手段是他拒绝给病人使用药物的决心。他写道：“一个优秀的小丑的表演能给一个镇子的人带来的好处，远多于20头驮着药品的驴带来的好处。”一个病人已经到了体力和精神都垮掉的状态——他发现这并非疾病所致，而是医生给这个病人开的药物所致——这些药物让他呕吐和腹泻，所以，西德纳姆“命令他吃一只烤鸡，喝一品脱的加那利白葡萄酒”。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6）
西德纳姆治疗学的极端虚无主义，是对传说中的药物的价值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复杂的。西德纳姆宣称：“我自信地断言，那些被认为是死于痛风的人中的大多数是死于药物，而不是疾病。”因为他本身就是痛风的受害者，他想方设法用各种药品来治疗，但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药品与其说是治疗剂，不如说是毒药。通常，最好的选择就是有技巧的不作为。他并非第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但是，他却不同寻常地公开自己的观点。就医生的技术而言，他认为，“以为大自然总是站在补救技术的需要一边儿，这是个重大的错误”，“考虑到我的病人的安全以及我自己的名声，我选择根本什么都不做”。
西德纳姆对待放血的方法的态度，处于革命性的边缘位置——他并非一有机会就要求借助水蛭或者柳叶刀来放血，他要求人们要保持相对的克制。他认可鸦片酊的好处，但是，他不能区分鸦片酊药品本身的那些好处与鸦片酊的出现带来的其他好处——这有助于病人们摆脱更为有害的治疗“药物”。他对巴拉塞尔苏斯所添加的额外的成分表示怀疑，他简化了处方。在重视药物成分复杂性的医学界，更多的成分、更奇异的东西意味着效果更好，这是正确而又相当原始的直觉。森林白虱、人的头骨、传说中麒麟的角、珍珠、蛇以及动物内脏的成分被例行公事般地加到配料中。这叫做复方用药，复方指的是成分的数量。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那时，化学家自信地认为，重要的是起作用的特定成分的属性——这种观点发展成为只对具体的微小结构作出反应的分子受体、细胞栓的概念。
就鸦片酊而言，西德纳姆推荐，两份鸦片加一份藏红花，再加一点儿桂皮和丁香，所有这些都跟甜酒混合。丁香中含有一些具有局部麻醉作用的成分，但是，就像选择其他香料以及选择一种大众化（且相对昂贵）的饮品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远超出了实用性。它们口感甘甜。这有助于药被咽下去。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行为是王道，名誉是空言”。医生深谙此道。
西德纳姆将鸦片溶解于酒——加那利白葡萄酒，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马德拉烈性甜酒，这种将酒置于鸦片之中的做法，使酒的影响很容易被忽视。酒和鸦片结合到一起，容易让人放松、忘却，也会让人有机敏、敏锐的感觉。1817年，当萨缪尔?泰勒?柯尔雷基想用一个词来描绘鸦片酊的功效时，他造了一个新词——强化（intensify）。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7）
我们现在对鸦片剂的恐惧，部分原因来自于我们对毒品宣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运送古柯叶子的惩罚跟运送可卡因的处罚一样；高度聚焦于吗啡，对待吗啡的态度，跟对待未经处理的梦之花罂粟乳胶一样。所以，强压之下鸦片显得珍贵。如果你打算冒险生产并非法运送毒品，你的兴趣会在于将它们尽可能地浓缩。这样，毒品经销商们面临的法律危险转变成它们的消费者的心理危险。海洛因想方设法进入每一个城市，然而，那些贯穿人类历史过程中的味道相对淡一点儿的东西——罂粟茶、家制的鸦片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关于罂粟，我们剩下的只是由罂粟的外貌而引起的对它的喜爱了。
医生们何以能持续开出会杀死他们的病人的处方用药？医药这一行业何以能够继续下去？尽管会引起损害，但医生们何以能保持医生是对病人有帮助的这样的名声？
19世纪，波士顿内科医生奥利弗?温戴尔?霍尔姆斯认为他找到了答案。人们最渴望的东西是他们所信任的，他们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为了恢复健康，挽救生命，没有什么事儿人们不愿意做，没有什么事儿人们没有做。他们忍受着被水浸个半湿，被煤气煮得半熟，被烧到下巴，像奴隶一样被滚烫的铁烤焦，像鳕鱼一样被刀弄褶，被针刺穿它们的肉，被篝火熏烤它们的皮，人们咽下所有的憎恶，为这一切埋单，仿佛被烤得吱吱响、被剥落都是昂贵的特权，仿佛被弄得起水泡是一种祝福，被放血是一种奢侈。
今天，几乎没有药品用起来是如此的艰难，但却什么作用也不起。医药的建立，是基于病人获得帮助的渴望以及医生想要帮助病人的愿望。这些愿望超过了理性。无所作为或者承认什么都不能做的困难，是势不可挡的。就像政客，他需要被人们看见他在为有关问题做点儿什么——任何事儿，尽管实际上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医生也被迫装腔作势骗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政客，当他们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幻觉的重要性的时候，危险就来了。人们需要自信的、可靠的、能提供治疗方案的医生。让人们产生信任的自信，会以某种方式融入医生的性格。劝说人们相信你的诊断是基本的——如果人们开始感到被关怀，感到听从你的建议是足够安全的，或者至少是被你的建议所抚慰——如果你首先能让自己信服的话，那么，劝说病人相信你总是最容易的事情。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8）
西德纳姆写道：“就激进治疗而言，总之是完美的，任何病人都可能由此而免受对疾病的治疗。这像真理一样，位于一口井的底部。本质内部的凹槽是如此的深，以至于我知道这不是某人在某时能将本质之根带到上面见到阳光。”这是一个良好的建议，但却不是一个被吓坏了的病人想要听到的那种建议。病人需要有人提供给他信心和希望，而不是对怀疑的无畏。
弗朗西斯?培根，以及在他之后的其他人，逐步提出了今天被我们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东西，但他们提出的不是使用滴液管的方法，也不是穿白大褂在实验室工作的原则。他们提出精神工具对特定类别的实验设备没有任何用处。新闻记者谈到的“科学家”，仿佛是与我们其他人不同的物种，而不是任何一个人，他（她）想要通过检验的方法来使他的（她的）信条更加精确。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水花，逐步实验各种不同形状的石头以及扔石头的角度，那么，一个向池塘的水面上扔石头的孩子就是在热衷于某种科学。如果不去检验他的理论，那么即使是一个留着大胡子，持有博士学位，使用复杂机器的人，他从事的也不是科学。
为了了解研究世界的最好方式，弗朗西斯?培根试图解开人们为什么经常把事情搞错的原因，那就是在头脑中既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远离了本原。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培根取得了不确定的一小步。他将富于想象力的思维与某种不同的精神活动区分开来，这种精神活动会产生看起来像真的那样的错觉，还会把这当成正确的。对培根来说，对真理的热爱是真的，他对他的头脑中那些干扰他认识真理的东西的恐惧，也是真的。
人类的理解中现在已经拥有的，并已经在那儿扎根的那些谬论和错误概念，不仅困扰着人的思维，使得真理很难找到入口，而且即便是入口找到了，它们也会再次……遇到我们并困扰我们，除非人们被预警这些危险，加强自我就如同防止被暗杀一样。
培根说，我们的思维有在根本不存在秩序的地方观察秩序的习惯，有建立联系的习惯，是因为思维要求我们建立联系，而并不是因为有证据表明存在联系。因为某些结论在我们看起来比其他的结论更好，我们用个人的偏见，遮蔽了我们的思维，推着我们远离了纯粹的真理。措辞也是要紧的，我们把事物弄错，只是因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胡乱对付了。这样，我们用来修饰事物的那些短语带来的模糊和困惑，溢进我们的思想。接下来，还有由成功、教育以及争论所导致的错误，错误的流行和吸引力远远超过它们的真实价值。争论中的获胜方不一定是持有真理的一方，而是善辩的一方。
2.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9）
培根如此说这些精神上的错误：
在人性本身，在部族，在人类，都有基础。人的理性是衡量事物的尺度，这是个错误的主张。相反，所有的感知以及思维的理性，都是根据个人的衡量的尺度，而不是根据宇宙的尺度。人类的理解像是个哈哈镜，它通过不规律地接收光线，来使事物扭曲、变色，这是事物本身与不规律光线相混合的结果。
科学提供了一个体系，由此，人们能够将自己从混乱之中救赎，抵制错误。没有什么完美的方式能够避免精神领域的错误，这种错误较疾病还要多一些。我们最好如希望的那样能清晰地意识到，错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要用检验和试验的办法，不断将错误清除。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1）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
人们一直认为，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说出的最后一句表达情绪的话是“我是在许多内科医生的帮助下死掉的”。400年之后，普林尼提出了新的墓志铭，它变得很熟悉，它附和了亚历山大的话。“正是那群内科医生要了我的命”，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死亡所说出的一句简单但富含情绪的话，也是在死亡临近的时候，难以接受的一句话。但责备医生们的失败，不能阻挡人们围着医生，期望从医生那儿获得成功的救助。
药是有毒的，这点儿知识广为人知，但是，这质疑并没有削弱这样一个印象——医生掌握着治疗权利。如果说药是危险的，那么，这意味着药物是有强大力量的，即便人们看到的是有害的力量，与之相伴的是，人们想象着其所具有的有益的力量。让人苦恼的是，让人们抵制药物是有帮助的这一令人鼓舞的想法是很困难的。最伟大的医生们达到他们所拥有的那个高度，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坚定的自信。例如，伽林的自信，就是他的主张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满满的信心让他在与现实的任何碰撞中存活下来。对他的一剂药，他如是说：
所有喝了这个药的人都在短时间内康复了，除了那些喝了不起作用的，以及喝了之后死掉的。所以说，显然，对于无法治愈的病患来说，这药没用。
伽林认为，发烧起因于过多的血液。那么，治疗方法就很清楚了。（伽林对放血的信奉达到了极致。他甚至认为，放血是治疗贫血的办法）对于发烧病人，伽林认为，一天应该放两次血，而第二次放血应该放到昏过去为止。伽林的信仰是建立在人体内部体液及其不同效果的复杂理论之上的。他蔑视那些因缺乏理论信仰而依赖实验的治病术士。
在医生的思维中，放血的做法是他们长期坚持的。这儿举个例子，威廉姆•奥斯勒先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教授以及后来的牛津大学医药学钦定教授，关于肺炎，他说：
疾病以较强的密度入侵健康的个体，并带来高烧，在肺炎一发作时就大量地放血是个极好的做法。
这些话他写于1920年，大概比伽林晚2000年。治疗的根本理论已经改变了。关于人体、关于是细菌引起了肺炎这些，奥斯勒比伽林知道得更多。然而，没有改变的是，对肺部感染了这种病菌的病人实施放血的效果的认知。这仍很糟糕。理论改变了，而对人体的损害仍在继续。伽林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的有害秉性，比他对放血的信仰或者他那长达473种不同药品的单子更甚的，是他的自鸣得意。他写道：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2）
我对医药界所作的贡献，相当于图拉真对罗马帝国所作的贡献，当时他在全意大利筑路修桥。是我，是我一个人，开辟了医药学的真正的道路。必须要承认的是，希波克拉底为这条路立下了桩，做了准备工作，但是，我让它变得能通行了。
伽林不得不处理的一种主要传染病是疟疾。这种病循环性的寒战和发烧的特征，让早期的医生们能够辨认这种病，即便医生们对自己所记录的东西理解甚少。疟疾是由原生动物寄生虫引起的。它是一种单细胞生物，有一个细胞壁和一种推进器，后者使它更像是一种动物而不是植物。疟原虫，原生动物属，感染人类的时间长得足够我们很多人进化出基因保护措施来对付它。如果从有关原生动物侵袭了大猩猩以及其他灵长类动物算起，很可能是，它存在的时间跟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存在的时间一样长。看起来，它似乎跟我们一样，起源于非洲。当人们迁徙的时候，人们也带着疟原虫一块儿迁徙。疟原虫只把一部分时间花在人类身上，它们大部分时间寄生在蚊子身上。被蚊子叮咬是疾病从人到人传播的方式，或者，把这个传播过程放到蚊子的身上就是，当它们在同一张移动餐桌上就餐时，疟疾就从一只蚊子传播到另一只蚊子。
对于第一世界来说，今天的疟疾是一种假日外出度假才会出现的疾病。在其他的地方，每年有6 7亿人生病，有几百万人死亡，其中多数是非洲儿童。没有疫苗，尽管药物能够成功地保护、抵御或者治愈这种疾病。最古老的药物是一种南美的树的树皮——金鸡纳树的树皮。它含有一种被称为奎宁的化合物，对原生动物是有毒的。
在英格兰，这种病过去叫做瘴气，是来自于发烧的一个词。人们毫无缘由地患了这种病，很多人将之与沼泽以及污秽的空气联系在一起。直到贺瑞斯•沃波尔在1740年夏天为了躲避这种疾病而逃到了罗马，才使英国人开始接受罗马人关于这种病的现代术语。沃波尔在写给家乡朋友的信中说，“有种可怕的东西，叫做疟疾，每年夏天都会光临罗马，并会要人命，在如此远离基督徒的墓地的地方，我不在乎被疟疾夺走性命”。
据沃波尔观察，罗马周围的沼泽和湿地，是引起疾病的原因。宗教，至少按照决定教堂排序的那种东西，是不会起到保护作用的：罗马教皇和红衣主教也生活在对疟疾的恐惧中，也跟他们那谦卑的教友一样很容易死去。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3）
在沃波尔的信之前约150年，也就是在大约17世纪初的时候，西班牙人已经开始将南美某种特殊的树的树皮带回到欧洲。秘鲁的耶稣会牧师发现，当地人使用它，主要用于治疗伤口。香胶树、奎宁树散发出一种香味儿，对伤口有益的同时，似乎也能退烧。它对疟疾没有特别的价值，但是，对它的使用一直在延续。然而，这种“秘鲁香味儿树皮”香烟是昂贵的。为了满足需求，欧洲商人们开始往家乡运送另外一种树皮——金鸡纳树树皮来替代。这办法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是偶然的，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舆论对这种创新持有敌意：1624年，教皇乌尔班八世（Pope Urban VIII）颁布了教皇训令，要将所有抽这种新引进的烟草的人驱逐出教会；1633年，他要求伽利略放弃他关于宇宙的观点。
其他人对这种创新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在1643年，一位比利时医生提到了这种替代树皮，这种树皮开始被称为退烧树，在欧洲开始用其来治疗疟疾引起的发烧。它也采用奎宁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于被它所取代的最初的奎宁树。罗马对奎宁的兴趣是由一个西班牙红衣主教——胡安•德•罗格推动的。他持续供应这种树皮，以高价将之卖给那些有钱人，也免费地提供给那些穷人。这种树皮被磨成粉末，实际上是欧洲最早的可以治愈服用它的病人疾病的药。鸦片剂能够镇痛，却不能提升病人的存活机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种药物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个奇迹，然而对已有秘方的极度忠诚，致使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它在解剖学方面，也有相似的事儿。将人类和非人类的解剖学结构混淆了的伽林的教导，压倒了早期的解剖学。到了文艺复兴的黎明时刻，他们才开始打开人的尸体，用他们自己的眼睛亲自看一看，他们的偏见误导了他们。即便是像里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人物，所看到的、所画出的也并非他们面前的东西，而是伽林教他们期待见到的。他们的期望跟经验相混淆。很难想象一个更清晰的例子，来说明人类见识和观察上的不可靠。。
1644年，当教皇乌尔班八世逝世时，对罗马疟疾的恐惧意味着许多红衣主教拒绝跨过城市周围充斥着高烧病症的平地，来参加教皇选举会议以选举继任者。在那一年，英诺森十世被选上台，红衣主教德•罗格询问新教皇的医生，问他如何看待这种粉末的效力。关于这种粉末的神奇性，尽管教皇的内科医生并不比普通人知道得更多，但他的结论是生机勃勃的。在之后的几年，德•罗格的名声和影响大增。他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内分发这种树皮，既在自己的家里发，也在罗马诺学院（基督教的高级神学院）发。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4）
有了这层权威力挺作基础，这种粉末受到人们更热情的追捧。1646年、1649年、1650年，几次主要的耶稣会士圣会在罗马举行。获得主教粉末即耶稣会士粉末的渴望在增长。在英诺森十世的支持下，德•罗格鼓吹耶稣会士粉末的效用。那些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教友，回到各自所在的天主教帝国的各个角落之后，对耶稣会士粉末的热情依然停留在他们的嘴边儿。
到了1651年，这种粉末设法进入了官方的药典，它是一份由获得许可和承认的药品构成的清单。在那本《罗马药典》（Schedula Romana）的数百种毫无用处的、有毒的药物中，现在包括了一种能治病的药品。1652年，奥地利利奥波德大公被疟疾热击倒，按照《罗马药典》的推荐，利奥波德很快康复。然而，一个月以后，他再度发烧。他没有再选择一剂这种神奇的粉末，相反，利奥波德“如此的愤怒，以至于……他命令他的内科医生写一本书来攻击这种药物，告诫人们警惕这种药物的危险”。其他的医生也加入了，他们的偏见战胜了他们感知这种药物救命的功效的能力。在1655年，腹股沟腺炎瘟疫袭击了罗马。感染了这种完全不同的疾病的受害者发热时，用了这种耶稣会士的粉末来治疗，结果他们没有好转。这种树皮失宠了。
英格兰东南的沼泽地跟罗马周围的平地一样可怕，疟蚊小五斑按蚊是传播英国疟疾的蚊子，教区的记录显示，英国疟疾夺走了大量的生命。几百年来，沼泽地带教区的死亡率要高于出生率——只有源源不断地向内移民才保证了这些教区没能完全变成墓地。这个国家等待一种有效地治疗疟疾的药物的时机成熟了。然而，耶稣会士树皮，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天主教的发明，以至于无法被这样一个新教徒国家的人相信。
有个人，他没有天主教、东正教或者新教的疑虑，这个人就是凯奈尔姆•迪格拜。当凯奈尔姆•迪格拜蹒跚学步的时候，他那信奉天主教的父亲埃弗拉德试图炸毁议会大厦。他跟盖伊•福克斯以及其他的策划者一起走上了绞架约翰•奥布里报道了这则死亡消息。他说，行刑者拽出了埃弗拉德的心，宣布这是个叛国者的心脏，而那个垂死的人回答说“你们这些说谎者”。。凯奈尔姆的生活中有浪漫、海盗、政治和科学。1633年，当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的心碎了。在重新回到学术研究领域中寻求安慰之前，他委托本•琼森为妻子写一首颂歌，委托范•狄克为妻子画一幅肖像。他在发现氧气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还写了一本著名的烹饪书（《著名学者凯奈尔姆•迪格拜爵士的厨房开张了》，该书1669年在他死后出版）。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5）
他还帮助建立了皇家协会，开发了现代形式的酒瓶子（增加玻璃的强度，这样里面的酒会慢慢变得醇香）。他还普及他的“同情心的粉末”。字里行间的内容横跨哲学和巫术——对凯奈尔姆•迪格拜这些内容定位的不清晰，就如同对同时代的牛顿定位不清晰一样——这是硫酸铜的配制品，被认为是利用了占星术的力量。它是用来治疗伤口的，但没有被应用于此。相反，这种粉末被用在了武器上，用在导致伤口出现的武器上。“同情心”可以让伤口痊愈。在现实的使用中，它是真正的救生器——在一个世界上，在那里膏药和敷料是有毒的并滋生了大量的细菌，这时把一剂治疗药物混到武器中，而不是伤口上，这对受伤者来说，是个重要的保护。
17世纪40年代早期，凯奈尔姆•迪格拜从英国逃走，在内战期间，他远离英国，1655年才又回到英国。他带回来了一则消息：一种树皮能够准确无误地治愈所有的间歇性高烧。这种树皮来自秘鲁，是一种叫做西班牙人基纳—基纳的树的皮。（这里有个问题，即关于那种树皮到底是来自于哪种树的争论在延续。当代的报告将秘鲁香胶树与生产奎宁的金鸡纳树相混淆。给这种混乱添乱的是，有很多种金鸡纳树，有些金鸡纳树含有奎宁的成分少得可以忽略不计）
三年以后，即1658年，一则使用金鸡纳树树皮（凯奈尔姆•迪格拜称之为基纳—基纳)制成的药品的广告出现在英国的媒体上，一家伦敦周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杰出的粉末，以‘耶稣会士粉末’这一名字而著称。该药可以在詹姆斯•汤姆森先生的住所购买，这是一个来自安特卫普的商人，或者在约翰•克鲁克家的店铺也可以买到，他是个书商。药品附有使用说明。”
尽管公众的兴趣在膨胀，甚至有了皇家学院内科医生协会主席的批准，但没有人确定这种粉末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那一年，一位伦敦城的市政参议员被给予使用了这种药。他死了。在一个天主教的任何东西都备受责难的国家，耶稣会士的粉末被怀疑是有谋杀嫌疑的。那年九月，当奥利弗•克伦威尔感染了疟疾时，据说他拒绝碰有教皇的污点的粉末，取而代之的是，他服从于他的内科医生的治疗，结果该医生的放血和药物加速了克伦威尔走向坟墓的进程。药品的宣传，即便是在17世纪，也是非常重要的。克伦威尔拒绝服用这种粉末的故事是伪造的。但反对这种药品的偏见是真实的。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6）
罗伯特•塔尔伯在剑桥郡的沼泽附近长大。他上了几年大学，但1668年离开大学，没有获得学位。他选择住在艾塞克斯。那个郡沿海附近的沼泽很吸引他，他说，这正是因为其他的人可能都想躲着这些沼泽。塔尔伯解释道，“我把自己安置在海边”，“在那儿，疟疾是流行的疾病”。
四年后，他足够自信地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把成果出版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一如在今天一样，因为医生在获得名声的同时，也可以吸引顾客出钱。塔尔伯警告人们，要远离耶稣会士粉末，“因为我见过服用这种药品所带来的最危险的副作用”。他确实承认，在他右手上的这种“粉末并非完全不能用”，但是，他说他有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提供给大家，这是一种没有被罗马协会所玷污的东西。
当20世纪的医药史学家鲁迪•西格尔研究伽林和他的教义的时候，塔尔伯早期的奋斗史被部分地揭开。鲁迪•西格尔买了一本莱克尔克在1702年出版的《医药史》（Histoire de med cine）。书的扉页上，潦草地直接写着“奎宁是如何在全欧洲确立地位的”。 西格尔跟他的同事无法判断写这几个字的人的名字，但能确定的是，他是一个法国贵族。从1672年到1678年，法国正跟荷兰开战，1672年接下来的两年里，英国加入到了法国一方。那个无法确定的法国贵族就是那一段时间在英国康复的。“我得了病，在佛兰德斯感染了间歇性的发热，这病在那一年几乎折磨了我们整个部队。一个妇女来到了我们的营地，带来一个非常贫穷的家伙，这个人已经治愈了我的几个仆人”。尽管他头发凌乱、衣服皱皱巴巴，但他的自信足以让这个法国军官吞下他所开出的药——“浸泡在一大杯白酒中的粉末”。它起作用了。
每个礼拜，我能够在国王查理二世的营区值班了。不管情况怎样，他都不得不经由水路去往色雷斯，那是全英格兰发热肆虐的地方。我告诉了我的这个医生，他劝说我不但要去那儿，而且要通过游泳来消遣，我要是想的话，甚至可以放荡一下。这样，当我登上甲板的时候，我不可避免地将整个故事讲给这位全世界最有好奇心的国王，他也是经验主义的支持者。
那段有关查理二世对科学的兴趣以及对科学的支持的描写是精确的。在1660年11月28日，他复辟后刚刚几个月，就推进了伦敦自然科学进步协会的成立。众所周知，这是一个皇家协会，是由君主支持的。1662年他为这个协会颁布了章程，要跟教条主义——被继承的智慧的普遍影响作斗争。该协会寻求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知识不再属于有显赫的地位和名声的人专有的东西，而是相反，它属于所有懂得发现世界的方法的人。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7）
这就是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实验”哲学。协会的箴言“Nullius in Verba”，可以粗略地翻译为“别把别人的话照单全收”。不论是多么受人尊敬的、多么高级的老师，他说过的话都不能被当做教条。皇家协会的成员们想要得到的结论，无疑是通过清晰描述的、反复完成的实验来获得，而不是从专家的言语那儿获得。像塔尔伯一样，皇家协会对奎宁产生了兴趣，并用它来实验。尽管有培根的成就，但皇家协会的宏观主张——真理是需要通过严格的实验来揭示的东西，仍然很激进。
塔尔伯的药品的成分是他的秘密。他写道“配料中有四种植物”，两种是国内的植物，两种是国外的。听说了它的功效，查理二世下令要见一下塔尔伯，并且，按照那个法国贵族的说法，查理二世亲自安排了实验，他让自己的内科医生分析塔尔伯的药品，想看看里面到底含有什么成分让它有这么大的功效。当他们自己发现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查理二世给了“塔尔伯300个金币和爵士头衔以及让他作为自己的私人医生”等待遇，交换的条件是塔尔伯要向国王揭秘药品的成分，而反过来，国王要在塔尔伯的有生之年为塔尔伯保守秘密。当然，这个秘方被证明是耶稣会士粉末，不过是加了时髦的包装而已。（其他的植物成分是玫瑰叶子、柠檬汁，把所有东西混合到一起，即混合到以酒的形态呈现出的葡萄酒中）
查理二世用塔尔伯的成功来取笑他的医师。在伦敦市政议员死于耶稣会士树皮之后，他们“明确地禁止……奎宁被列入无用的、危险的药品行列”。接下来，1679年，在温莎公爵宫殿，查理二世感染了疟疾。因为确信耶稣会士树皮是唯一能挽救他生命的药品，他要求给他服用该药。他的要求获得了许可，他很快康复。“在这之后，国王……怀有敌意地挤兑罗尔博士，问他一种在他看来如此糟糕的药品怎么会变得对自己有如此神奇般的好处呢”。
罗尔博士很尴尬地回答，“这是一种只有国王们才能享用并从中受益的药品”。可见，连皇家的医师都能承认错误。
其他的报道则认为，是路易十四跟塔尔伯用补偿和秘方进行交易，回报是在塔尔伯死后，路易十四有权利为了人类将该秘方出版。塔尔伯死于1681年，《英国药品或曰塔尔伯治疗疟疾和发烧的神奇药品秘方》最初由路易十四的医生用法文发表塔尔伯确实去过法国。1677年，当时路易十四的侄女的医生尝试着用呕吐的办法来治愈她的疟疾，使她吐到了虚脱的程度，塔尔伯带去了他的药作为备用方案。。然而，塔尔伯跟查理二世的交易，由介绍他们认识的法国贵族首先记录下来。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8）
不管真相的细节存在怎样轻微的冲突，有两件事是确定的。第一，耶稣会士树皮慢慢地被确立了有效药物的地位。尽管它被普及，尽管它是一种有独特的治疗效果的药物，但它没能超越，也没能取代放血这一治疗方法。〔即便是在19世纪中叶，放血、呕吐以及引起腹泻的药物，跟“无限制地使用咖啡和威士忌……是（美国的）边远居民最为忠爱的治疗疟疾的方法”〕第二，世界在其他的方式上发生了改变。好奇心和经验主义开始受到尊敬。
金鸡纳树树皮——耶稣会士树皮，并非是传统疗法惊人智慧的一个例证。很难弄明白，在南美的土著人中它最初是怎样被应用的，它不是应用在对付疟疾上。直到欧洲人到了那儿，不经意地将疟疾这种在南美根本不存在的病带给了他们。
在疟疾来到南美以前，似乎南美人在早期已经发现了某种树皮能用来退烧。就他们使用树皮来缓解症状和痛苦的程度来看，他们以一种使用药物的方式来使用树皮。尽管发烧并不是一种疾病，相反，它是人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是人体防御系统抵御疾病的一部分。生物，即便是非常简单的生物，都会对温度有着极为敏锐的感知。当我们感染了，我们的机体有意提高体温。这使我们感觉不舒服、难受，甚至不省人事，但这让入侵的传染生物的生存更艰难。当我们体温上升的时候，我们难受，而在我们体内进行繁殖的细菌的痛苦则更甚。
换言之，给一个成年人退烧，有两方面的效果。它可以使你感觉好受一点儿。但是，退烧通过终止你的身体与感染细菌的战斗，可能使你实际上病得更厉害。终止发热如同你蒙上眼睛上战场，这种经历可能使你不那么痛苦，但你不会因此必然变得更安全。
金鸡纳树树皮对疟疾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南美人和欧洲人开始使用它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东西能退烧——它确实有这功效。但它也直接杀死引起疟疾的疟原虫。发热消退部分原因是药物直接退烧，退烧还因为药物杀死了引发高烧的生物。
1809年7月30日，英国在两个低地国家——今天的荷兰登陆。经过的部队几乎有40000人，是反抗拿破仑的长期战争中人数最多的部队。他们的目标包括摧毁法国的主力舰队（这舰队已经到了别处）以及支持奥地利人（奥地利人此时已经被打败）。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9）
英国人占领了一个叫做瓦尔赫伦的小岛，这个岛上到处是沼泽地。他们在那儿待的四个半月里，有超过4000人死了。其中在战斗中丧生的人数刚过一百，其他的人都死于发热性疾病。疟疾，可能还与斑疹伤寒症相结合，这是造成大量士兵死亡的主要原因。英国人在11月份撤军。一年以后，仍有12000名退役老兵未病愈。
部队对耶稣会士树皮的需要再明显不过了。然而，获得树皮并非易事。金鸡纳树生长在安第斯山脉上海拔数千米高的难以到达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两边，一边处在亚马逊河的保护之下，另一边处在热带雨林的保护下。另外，这类树在颜色、形状和尺寸上差异很大，这些树彼此愉快地进行杂交，这样，那些想要获得它们的人永远处于矛盾当中。
在维塞利亚的《人体组织》（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年发表之后，解剖学开始被严肃地、系统地研究。漫长的18世纪目睹了生理学的广泛发展，而化学则发展成为这样一个学科：开始正确地识别元素和化合物。到了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对于瓦尔赫伦的士兵们来讲，这太晚了——有人从金鸡纳树树皮当中成功地分离出了最主要的化合物。奎宁，仍然按照它以前的称谓，人们发现不同种类的树中，奎宁的浓度是不同的。佩里蒂尔和凯文托在巴黎科学杂志《巴黎理化记事》（Annales de Chimieet de Physique）上发表了他们1820年的研究成果——“奎宁的化学研究”。这篇论文开辟了一条识别最有用的金鸡纳树树种的道路。另外，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发现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物理的进步。识别出金鸡纳树树皮的有效成分，并没有让任何人都能生产出它。活体生物体的分析超出了化学家们的能力，他们认为会永远这样。他们所称的这些“有机体”的分子，被认为只能是活着的细胞发展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实验室的化学家做实验的结果。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些细胞中包含着某种灵魂的碎片，这些碎片是上帝在创造生命的时候放置的一些有特性的部分。人类努力用技术达到相同的效果，这普遍被认为是徒劳的。
不能生产出奎宁本身，人们就继续着他们获得那种树的努力。从1829年，欧洲人有了把金鸡纳树的种子从南美运到欧洲的某个地方来种植的计划，还有偷运整株树的计划作为补充。纳撒尼尔•沃德是来自伦敦的一个家庭医生，他在试图设计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孵化蝴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在封闭的箱子中保护活的植物的办法。这些沃德式的箱子，使运输变得容易，使人们能够运输异域的鲜花以及成功地从中国走私珍贵的茶树。但事实证明，金鸡纳树的运输是更为困难的。
3.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10）
作者：[英]德吕恩·布奇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从19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大量的努力不断地重复着。英国的探险家理查德•斯普鲁斯、克莱门特•马克汉姆以及查尔斯•莱吉组织了探险，寻找、运送、重新种植该树的树种和秧苗。
成功只能逐步到来。在19世纪末叶的时候，国际上金鸡纳树的种植积极地开展，但早期的成果是混杂的。最早的海外种植地是荷兰的殖民地爪哇以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即今天的锡兰。到了20世纪，这些努力加上对南美自然资源的勘探，带来了大量种植奎宁时代的到来。
医学上发现奎宁在治疗疟疾上是有效的，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是靠运气。这种药的效果是如此的好，以至于偶然的观察就足以发现它。这意味着医生们的治疗比以往更有效，但并不意味着医生们更好地理解了他们能够继续改善治疗方法。
作者：[英]德吕恩·布奇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4.放血疗法真能治脑膜炎吗
苏美尔人在他们的伤口上抹上膏药。膏药的成分中有酸和草药，其他的东西还有盐、油、杜松的浆果、啤酒、酒、泥以及动物脂肪。这些成分中，有些比如盐、强酸或碱，更具有相当的杀菌功能，但同时也会杀死人体的细胞。其他的东西，比如泥呀、肉啊，含有你应该让伤口尽可能远离的细菌。然而，比起把伤口放在那儿不管，人们仍愿意相信这些做法是有效的。在苏美尔文明衰落之后，埃及人用相似的混合物覆盖在他们自己的伤口之上，有肉、油脂、蜂蜜、鸵鸟蛋、牛奶、羚羊脂肪以及柳树叶子。
真正缺乏的并非是一种能防止感染的药，甚至不是对什么是真正的感染的理解，而是一种方法，区分什么是有效的与无效的方法。人们相信他们自己的本能，相信他们直觉的可靠性。
他们对伤口的处理错了。许多伤口自我愈合了，而一些伤口尽管被用脏东西覆盖，但还是愈合了。其他人的伤口化脓、溃烂，人死了。没有组织过对这些病患的观察，他们当中哪些人是靠运气，哪些人依靠的是治疗效果，对二者作出可信赖的区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金鸡纳树树皮，当它出现在人们的治疗方案中的时候，对疟疾有着巨大的效果。但是，人们仍然选择放血——这简直是助纣为虐——而这是金鸡纳树树皮到达欧洲300年之后欧洲依然存在的情况。对于那些药效并不像金鸡纳树树皮那么显著，效果只是比较温和的药，人们又能有什么机会发现它们呢？
9世纪的巴格达是世界上最具文化氛围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希腊的医学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种倡导，一方面是对古代知识的尊重，另一方面唤起人们新的兴趣，往里面再加点儿新东西。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雅•奥雷瑞兹，另有一种著名的称谓是瑞兹，在世纪之末的时候，他大约三十多岁，开始严肃地研究医药。他描述了在一组相似的病人中采用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案的情况，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非常详细的比较研究：
当疼痛和麻木出现在头部和颈部，持续三五天或者更久，视觉避光，总淌眼泪，频繁打哈欠、伸懒腰，失眠严重，出现筋疲力尽的现象，那么，这个病人得了脑膜炎……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症状的时候，请采用放血疗法。因为有一次我通过这种办法救了一组人，而故意忽视另外一组，没给他们放血。通过这样做，我想要得出一个结论：这两组的所有人都感染了脑膜炎。
让人费解的是，瑞兹描述的一组病人已经表现出了脑膜炎的症状。因为中枢神经系统上的覆盖物发炎，他们如果不痛苦地拉动脊柱神经，就无法扭动脖子。光线伤害视网膜，也就是眼睛后面大脑的暴露部分（现在是敏感的）。他们受的影响如此糟糕，以至于他们的意识被蒙蔽了，打哈欠和伸懒腰取代了人脑正常支配下的功能。瑞兹谈到的是一些病得很严重的病人：那些放了血的，康复了，其他的则没有。
4.放血疗法真能治脑膜炎吗（2）
从方法论上讲，他已经向光明的边缘迈出了一步，将病人分成相似的两组，而后检验这种方案在一些人身上的效果，另一种不同的方案在另外一些人身上的效果，这正是区分运气与药物的效果的途径。然而，瑞兹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脑膜炎是脑膜在膨胀，那个膜覆盖在大脑和脊柱神经上。细菌和病毒能够引起脑膜炎，肺结核和外伤也能。放血对引起脑膜炎的因素没有影响。
瑞兹没有描述他是如何对病人进行分组的。因为他是伽林著作的主要翻译者，这样，我们能了解到，瑞兹对放血疗法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那些“故意被忽视”的病人是否本身病得更严重一些，对于想要表明放血疗法是有效的瑞兹来讲，这些人是不是不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呢？他是否对那些被放了血的病人照顾得更细心一些，抑或被放了血的那些病人被这种治疗鼓舞了？这两组有多少病人？鉴于一些得了脑膜炎的病人痊愈了，而有些人死了，这是否足以证明运气的成分没有扭曲他的结论？
瑞兹不仅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的方法也没有让他受到特别关注。他的方法所带来的结论，没有让他显得特别。如果结论跟他的偏见相矛盾，即结论表明那些没有被放血的情况最好，或许会让他独树一帜，从而引起别人的注意。瑞兹表现出了他对比较法的力量的些许理解，但是，这种粗笨的方式，使得他的例子变得毫无用处。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思想发展过程中闪过的一道光，是对能够改变世界的东西的一瞥，但还没有触及本质。
瑞兹在巴格达进行医药研究，但他出生在雷伊，那是一座古城，曾被附近的德黑兰统治，现在已经成为德黑兰的一部分。一代人之后，另外一个来自雷伊的医生再度创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知识必须用系统方法来获得。印度的伊本（阿布—法拉吉•阿里•伊本•侯赛因）写道，一个医生能够以很多方式来获取知识。知识可以从一次事故中来，可以从自然实验中来，也可以从某种只有对它加以注意才能从中获益的东西中来。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小男孩儿吃了一颗月桂树的种子，后来被蛇咬了，但没有受到伤害。他认为这足以说明那粒种子的保护性特质。另外，知识也可以通过大脑中有明确目的的实验有意地获取。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在人体上实验各种不同的药品，一样一样地试验，一次又一次地实验”。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根据他自己的喜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种人们熟知的能引起腹泻的药物能够用来清除人体内多余的黄疸，而另外一种相似的东西能用来清除黑疸。
4.放血疗法真能治脑膜炎吗（3）
问题是他的哲学无处可去。在有些方面，他是对的，即大自然有时候会无条件地教会你一些东西。但是，他的假设是错的，他应该把大自然教给我们的东西与巧合区分开来。吃一颗月桂树的种子不能防止你被蛇咬。同样，反复试验一种药物直到你能够看到它所起的作用，这一想法是好的，但是，伊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做。他所说的两种植物在引起腹泻方面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们清除黑疸或黄疸的观念是错误的，甚至人体内以他想象的方式存在这些物质的观念也是错误的。
伊本强调，需要鼓励医师们通过逻辑上的训练来开始他们的研究。这并不能让他把偶然性同因果关系相区别，或者同这样一种拙劣的实验相区别，即他看到的是他希望看到的，而不是实际上发生的。没有正确的方法，即便是最聪明的、最善意的学者也会被误导。
在同一个世纪，思考检验药物的正确途径的努力，也犯了相似的错误。1061年，第一部由政府发起的医药目录出版。它包含了大约1000种被认为是有效的药品。尽管全部加起来有21卷的原作丢失了，但整部书的许多内容保留了下来。下面是书中的一段话：
据说，为了评估一下真正的高丽参的效果，让两个人一块儿跑。其中一个人服用了高丽参，而另外一个没有。在跑了大概3~5里（也许是英里）以后，没有吃高丽参的那个人上气不接下气，而吃了高丽参的那个人则呼吸均匀而平稳。
这是那种听起来让人信服的故事。但这仍只是个故事。实验者和作者混淆了做一个实验带来的满意程度与做一个值得信赖的实验的区别。在单一的实验中，很容易想象出一大堆原因来说明为什么一个奔跑者比另一个表现得要好。但是，在那一刻，某些原因看起来很官方，这些建议获得了力量，或者变得有美誉或传统来撑腰了。信仰在人的大脑中凝固，之后，要把这些信仰从人们的大脑中剔除是相当困难的。
有一种说法，即人们确实设法通过观察来使他们从旧观念中解脱出来，这种说法无异于使用滚烫的油来治疗枪伤。16世纪早期的医学观点被认为是主要取决于病人的利益。下面一段话引自德纳尔森的翻译，译自乔凡纳尼•达•比戈即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外科医生的作品，他的外科教科书成了1514年以来的标准作品。
4.放血疗法真能治脑膜炎吗（4）
我们说过……动物的爪和牙齿是有毒的……赶快治疗：如果伤口是由马、猴子或狗，或者类似的动物造成的，假如伤口很大，那么，你必须用接骨木油加点儿蜂蜜把伤口位置烧灼。如果伤口是由火器造成的，那么，用接骨木油或者亚麻籽的油将伤口烧灼足矣。
安布罗斯•佩尔撂下他在巴黎的培训，27岁时去参战。法国军队弗兰克斯1号部队行军是为了抵制查理五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1537年，当双方军队在都灵遭遇的时候，佩尔加入了法国军队。以下是他后来所写的：
现在，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是不熟练的，因为我从未见过如何处理由火绳勾枪造成的伤口；我已经阅读了吉安•德•威戈的书，即外伤概论，读的是第八章，书中写道，由火器造成的伤口是有毒的，所以，这样的伤口应该用接骨木油烧灼，接骨木油里面应该加点儿蜂蜜。为了在使用这种高温的油时不致失败，加之我也知道这样的治疗对伤员来讲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想知道其他的外科医生们是如何完成第一层敷料的。对此，他们是把那种几乎沸腾的油应用到了伤口上，我鼓足勇气照着样儿做了。
最后，我用完了那种油，不得不使用由鸡蛋黄、玫瑰油以及松节油制成的消化剂来做敷料。那一夜我无法轻松入睡，一直想，由于我在烧灼过程中的疏忽，会不会让敷用那种油的伤员死于中毒。这促使我早晨第一个起来去看他们。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发现，那些我给用了消化剂敷料的伤员觉得伤口不怎么疼了，伤口也没有肿胀或者发炎，他们度过了一个相当安稳的夜晚。但是其他的人，那些用了所说的那种油的伤员，我发现，他们发烧，疼得厉害，而且伤口周围肿胀。
他后来说，“我给伤员包扎伤口，但上帝治愈了伤口”。
佩尔，也许因为他自己对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无知，没有受到教条主义的困扰，成功地注意到了他这个小的普通的实验的结论。似乎佩尔并非是战场上第一个在战争结束前就用光了油的外科医生。他所使用的那种膏药也是他从威戈的书中学到的，但那是原本应该在晚些时候使用的，也就是当伤口快要愈合的时候。佩尔的成就在于，他意识到了他自己的经验提供给他的证据要比任何最伟大的权威的教导更有价值。尽管如此，他再也没有故意重复一下由于他的疏忽而导致的那个错误的实验，也没有特意检验一种方法跟另一种方法的有效性。
4.放血疗法真能治脑膜炎吗（5）
鸡蛋黄、玫瑰油以及松节油也许对伤口是有害的，这样的想法，他从未考虑过。（事实上，那种敷料是专门用来确保伤口感染的。在那个没有杀菌程序的时代，伤口感染流脓是非常普遍的——这似乎不被认为是治疗失败的标志，仿佛不经过这个过程，没有伤口会好转——这样，医生认为使伤口感染是治疗的基本构成内容）佩尔特意做的一个实验是，有一个老太太告诉他，洋葱跟盐碾碎，可以作为烫伤很好的敷料，他对此试验了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所说的爵爷德•蒙蒂杰恩（法国陆军司令）的一个德国卫兵喝多了，他的火药桶着火了，引起了他的手和脸的大面积烧伤，我被叫来给他包扎。我在他的一半儿脸上用了洋葱，而在另一半儿脸上用的是普通的药品。在第二次换敷料的时候，我发现，使用了洋葱的那半边儿脸上没有水泡，也没有疤痕，而另外一边儿全是水泡。这样，我计划就这些洋葱的效果写点儿东西。
即便是今天，在佩尔努力地想改进他所能获得的外科治疗手段500年之后，我们的大脑中仍很难清晰地区分他那不寻常的成功和他那完全平常的失败。要说他用伤口敷料“做实验”，这就意味着，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目的是，能区分起作用的成分和不起作用的成分的不同。鉴于他的努力还不足以值得信赖，意思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做实验”——他在修补错误，在瞎搞，在乱弄，他所做的根本就是草率的举动，都是拿他人的性命在冒险。作为单一的尝试，在半边儿脸上的洋葱，什么也没有告诉他。有的伤口愈合得好，有的伤口愈合得不好。感染有的时候发生在这儿，有的时候发生在那儿。只有经过更为系统的、反复的论证，才能向佩尔揭示出碾碎的洋葱是否具有疗效。
我们关于科学的理念发展了，尽管我们用来描述科学理念的很多词汇还经常包含着500年以前的说法。如果“实验”这个词儿开始非常严格地意味着区分真理和错觉的东西的话，那么，科学理念会变得更好，好得多。
圣徒约翰•范•赫尔蒙特的书——《公平实验》（Oriatrike, or Physick Refined）1662年在伦敦用英文出版。它宣称，正如教科书一贯所为的，它把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了。那本书温和的副标题是“那被驳倒的一般错误和整个被革新并矫正的技术”。这本书包含着《圣经》式的感情和想象力，既包括它的散文风格，也包括它含义的力量：
4.放血疗法真能治脑膜炎吗（6）
医药不是空口白话，不是徒劳的吹嘘和徒劳的议论，它后面留着工作。为此，我轻视责骂、吹牛以及野心带来的悲哀的空虚。所以，跟我回到目的那儿：如果尔等说出真相，那么，尔等无需清空（也就是使用药物让人将肠胃中的东西都排放掉）就能够治愈任何发热，而不用担心更糟糕的复发。下来迎战吧，尔等谣言家（伽林的追随者）：让我们从医院、从营地或从其他的什么地方抬出200个或者500个可怜的家伙——那些得了发烧、胸膜炎等的人。让我们把他们一分为二，抽签决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属于我的一方，而另一部分人属于你们一方。不用放血或者敏感的清空，我会治愈他们。但你做你的，就按照你的方法来……我们将看看我们双方各自将举行多少葬礼……
不幸的是，范•赫尔蒙特的强烈情绪都花在了语言上面。要是他把他所倡导的实验放到实践中来，那么，世界可能就被改变。不仅医生们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危害——给生病的人放血，给他们服用泻药，或者让他们呕吐等罪恶，而且也可能让他们意识到范•赫尔蒙特提出的方法会帮助他们发现真正起作用的疗法。相反的是，范•赫尔蒙特只满足于精神实验，只将他的想法以辩白的方式置于自己的想象和夸大其词的散文中。假如，读了它的文章的那些人也以同样的精神实验来行为，并且，在他们的头脑中，让他们满意的是他们的病人存活得更好——范•赫尔蒙特没有劝服任何人。他的药品依然是空口白话，是徒劳的吹嘘、徒劳的议论，在它后面没有留下工作。然而，人类以后会做得更好。
5.柳树树皮的药用价值（1）
5.柳树树皮的药用价值
鸦片不是唯一能缓解疼痛的药品。它甚至可能不是应用最普遍的药品。酒精，通常是医生们应用更为普遍的药品。鸦片的浓度很难预测，给人口服鸦片的剂量很难把握。当医生获取他想要的镇静效果的时候，胃里面装满鸦片的病人，可能缓缓地由平静状态进入到昏睡状态。酒精则不大可能让人陷入持久的睡眠之中。除了以上两种以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没有太多的其他药品了。丁香有着温和的药效，但是它的成本与其有效性并不匹配。糖可能有点儿帮助。犹太人在给婴儿割包皮之前，会给婴儿喝一茶匙的加了糖的酒，这种做法已经表明了糖的重要作用。但它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药，这毫不让人感到意外。爱德华•斯通是改变这一切的人。爱德华•斯通，1702年出生在里斯伯勒王子城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是位于牛津和伦敦之间的一个山城。在没到大教堂之前，他在18岁的时候，来到了牛津。从1745年起，他被安置在了西牛津郡，住在西平诺顿那个小镇，为布莱恩村中的琼森•科布担任牧师。大约1757年的某个时候，当步行穿过考特斯伍德郊外的时候，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事情的开端，斯通从未深入解释过。在他走的田野中，柳树沿着河岸而生。有一天，他剥下一块儿树皮，把它放在嘴里。他说，“我意外地品尝了它”，尽管谈及此事的时候，他结巴着忽略了一些事情。斯通发现，柳树树皮没有桂皮那般甜甜的温暖。事实上，它尝起来味道相当糟糕，非常苦，这让这位受了良好教育的、受人尊敬的牧师斯通想起了某种东西——让他想起了金鸡纳树树皮。
回过头想，他自称，驱使他深入地钻研这种树皮的，是“那句大众格言，即许多疾病把治疗它们的药品带在身边，或者说……它们的治疗方法就在离它们不远的地方”。这是一种思维方式，里面充斥着未经检验的迷信，这种思维方式跟迷惑巴拉塞尔苏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识别标志——教条主义别无二致。沿着码头生长的荨麻，缓解了人们被蚊子叮咬后的疼痛，这种巧合被广泛提及，而在人类众多疾病中，缺少其他疾病的相应例子这一事实却被忽视了。受人尊敬的斯通是一个对《圣经》、对英格兰教堂坚定的信仰者。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保持对几种与异教徒的魔力相似的东西的信仰。
5.柳树树皮的药用价值（2）
斯通推理，既然在柳树生长的沼泽地周围，疟疾非常普遍，那么，很可能是这种树就能治疗疟疾。这是至少六年以后他的解释。他或许是想要搞一种有意义的描述，来给他在皇家协会的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论如何，斯通选择了以他的方式来证明他的猜想，这具有重大的意义。从人类早期文明到18世纪的牛津郡，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人类对世界的思维方式没有必然取得与之相伴的进步。
斯通试图研究一下，柳树是否跟金鸡纳树一样有用，他在一个夏天搜集了柳树树皮，然后，把它们放进烤面包师傅的烤箱附近的袋子里，三个月以后，这些树皮足够地干，以至于能磨成粉末了。在西平诺顿周围，疟疾很普遍，尊敬的牧师开始用这种新的粉末来给人们治病。似乎它在起作用——当他把粉末给了人们，他感觉病人们的烧退了，发现他们接下来康复了。他们是否无论如何都会康复？他要是不管他们的话，他们是否会更早些康复？这些斯通并没有想到。在斯通鼓足勇气给皇家协会写信之前，有五年的时间，尊敬的斯通牧师继续给西平诺顿地区得了疟疾的居民服用这种粉末。
他如此说他的树皮，“我想我已经给50个人用过，并且在治疗上从未出现过失败，除了几例秋日热和四日热以外”。这恰恰是伽林所用的那类推理，描述他的药品完全治好了每一个病人——除了那些死了的，除了那些没有治好的。
金鸡纳树树皮最初用来代替秘鲁的香胶树树皮时，是作为一种省钱的做法。后来证明金鸡纳树树皮不仅跟香胶树树皮一样有退烧的功效，而且还对疟疾有实际作用，这只是一次好运而已。现在，斯通有了一个新的省钱的选择，不用从秘鲁进口昂贵的金鸡纳树树皮，英国人可以用另外一种廉价的替代品。
因为实际上干的柳树树皮有退烧的功效，所以斯通的发现是个成功的案例。鉴于对其所生活的世界了解上的局限，斯通绝不知道，发热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体试图与病症斗争以恢复到健康状态的一种方式。他应该有能力明白，但没明白的是，真正重要的不是病人几天的发热或是舒服，而是最后病人能否存活下来。
阻碍斯通想到这些东西的部分原因在于，在他看来，他看到了治疗在起作用，发热减退了，病人基本上好转了。当病人的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时候，他总是有理由来说明。
5.柳树树皮的药用价值（3）
古代对柳树的使用到了近代已经失宠了，斯通读过的书中没有一本提及柳树的。埃及人说他们使用柳树来给心脏增加动力，这其实是柳树无法做到的。人们把柳树树皮放到发炎的耳朵上，放到疼痛的肌肉上，但都不容易被吸收。迪奥斯科里德（Dioscoride）在公元100年提到了使用柳树，但只用它的叶子，而不是富含有效成分的树皮。所以，柳树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作为医药上的使用，其用法跟旱芹、莴苣以及西瓜一样。斯通的成就在于指出树皮的功效——它能退烧——尽管他错误地将这当成了提供治疗的必要保证。
在18世纪末的时候，正如斯通所期望的那样，柳树树皮被广泛地用于药物中。威廉姆•怀特，一个药剂师，对柳树树皮的使用满怀感激。“因为将这种树皮引用到实践中来替代金鸡纳树树皮，在贝斯市的养老院和救济站，每年至少要为慈善机构省出20英镑”。他努力工作来开发树皮的精华。当拿破仑战争让进口变得更困难了，替代金鸡纳树树皮的努力被进一步提升。这样，柳树这种不能治疗疟疾的树，部分地取代了金鸡纳树树皮，而后者是能治疗疟疾的。医生们对他们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
6.化学的发展如何推动医药学的进步（1）
6.化学的发展如何推动医药学的进步
无知是质疑和进步最大的动力。后来的皇家协会的自然科学家们很兴奋地发现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是如此之多，还有非常多的未知事物等待被发现。或许没有哪个群体比化学家们对这个世界更加困惑、更加迷惑，也更加充满了希望。
化学是从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发展而来的。回应炼金术的是阴谋理论。某人在某个地方发现了如何将铅变成黄金。炼金术士的任务就是揭秘他人所保密的东西，把这个秘密的核心给刨出来。线索到处可见——书中的编码信息、天空的征兆。炼金术士们都认为炼金的知识已经出现了，不过被藏匿起来了。偏执狂有着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自然界在炼金术士们看来，像是已经完全被探究完毕，不过，最好的东西被那些捷足先登的人给藏起来了。
在十七八世纪，化学家诞生了，他们有着不同的认知。化学的从业者认为，自然是开放的、诚实的，就在那儿让所有的人来探究它。能设计出正确方法的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奖赏——理解自然。她的神秘无需偷偷地靠近。你带着越多的才智走近她，她就会向你展示得更多。
格拉斯哥的钦定化学教授托马斯•汤姆森，在评价化学学科的炼金术根源时，这样写道；直到18世纪中叶，化学才能“将自己从这些错觉中解脱出来，并带着有用科学的天生尊严在海外冒险”。他认为，在之前的那个世纪的中叶，化学家已经最终开始“成为有用的人，即用比古代医师们所熟悉的药更好的、更有效的药品来装备自己”。
汤姆森写这些内容的时候，对药品无用性的领会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拂晓时刻。他的想法，即化学家们已经拓展了有效药品的范围，是不精确的；他的假定，即原本就存在一个大体上的、需要拓展的范围，也是不精确的。古代人已经拥有了鸦片，现在又有了金鸡纳树树皮和柳树树皮。没有什么能够归于化学。
然而，化学还是取得了进步，就像巴拉塞尔苏斯把鸦片溶解到酒中而不是水中一样。下一个突破发生在形状让人讨厌的甜菜根身上。在18世纪中叶，德国的安德里亚斯•西吉斯蒙德•玛格莱夫发现，他能够用白兰地从这种普通的菜根中提取晶体。这些晶体的味道是甜的。它们跟让甘蔗变甜的东西是同一种物质。提高甜菜中糖分含量的努力开始了。玛格莱夫创新的重要性在于他向世人展示了，重要的不是一个分子（比如糖）从哪里来，而是分子结构本身。这是朝着化学结构而非其出处决定它的功能这一理念迈出的一步。
6.化学的发展如何推动医药学的进步（2）
下一步是由安东尼•扶郎克斯•福柯罗伊迈出的，他是为法国奥尔良的公爵服务的一个药剂师的儿子。在1780年，他具有了做医生的资格，并将注意力转向了化学，四年后，他取得了这个学科的讲师资格。因为金鸡纳树树皮仍有很大需求，价格依然极为昂贵，寻找替代品和相似品的努力也在继续着。福柯罗伊是有点儿社会关系的，但他出身卑微。他出色的天赋让法国皇家医药学会资助了他的医药教育，甚至在他学业还没有完成之前，便有人雇用他来分析矿物质水的成分。福柯罗伊研制出一种试剂，即可以与水中溶解的物质发生反应的物质。这不仅让分析以新的方式变得更加精确，而且要测量水中溶解的固体，无需将水煮沸。这给法国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柯罗伊的工作不仅推进了他自己在化学领域的实验，也帮助了他人的进步。
1784年，应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要求，拉瓦锡暂时从其他研究领域抽出身来。弗朗兹•梅斯梅尔通过一个看起来让人难以理解的过程，得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医学结论。通过靠近并抚摸人们，梅斯梅尔看起来能够治愈一系列的疾病。他感觉自己的治疗运用的是“动物磁力”，一种迄今为止没有被发现的物质的流性，这种东西似乎对其他的观察者来说并不明显，但却在梅斯梅尔和他的病人之间建立了联系。国王想了解一下这是否是真的。他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作研究，任命了四个医生（包括吉尔辛，即后来的“无痛的”“民主的”机器的发明者）以及五位重要的科学家，在他们当中有拉瓦锡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该委员会认定梅斯梅尔的“动物磁力”是幻想。以下是拉瓦锡的观点：
通过经验和观察得出结论的艺术包括，评估可能性，估量一下可能性是否足够高、足够多，以构成证据……那些吹牛的、变魔术的，以及炼金术士——所有那些滥用公众轻易信任的人，他们的成功都是建立在这种计算的错误的基础之上的。
拉瓦锡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对公众的轻易信任的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那些故意愚弄人们的人，而是来自那些已经将他们自己愚弄了的人。这些愚弄了自己的人当中有一些是催眠术师，但更多的是医生。
拉瓦锡的语言是很有意思的。得出结论是一门“艺术”，依赖的是“经验和观察”，而不是实验。用数字表示的答案，不是通过计算，而是通过估量。这个不经意间的精确摘要道出了国王委员会的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决定什么样的医药效果是真实的，而什么样的医药效果不是。拉瓦锡总结说，当遇到“触及人的需要最多”的时候，非理性是最可能出现的。人们想要知道未来是怎样的，他们想要延长生命。人们的愿望使他们不能清楚地想一想这些问题。
6.化学的发展如何推动医药学的进步（3）
与此同时，福柯罗伊在分析矿物质水方面的经验，让他有能力动手处理更多的固态物质。他接过了一个任务——分析用来替代金鸡纳树树皮的各种树皮。圣•多明沃奎宁树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的这个名字中巧妙地结合了期望与广告两种行为。福柯罗伊在1791年出版了他对树皮成分的分析结果。这被当成是探究蔬菜成分的典型方式。但是，关于那种味道有点儿苦的残渣——被假定为是树皮当中的有效成分，福柯罗伊说的很少，没东西能分离出抗疟疾的化合物。然而，他在将树皮分离成为构成成分物质上的成功，唤起了其他人继续福柯罗伊的方法的兴趣。福柯罗伊鼓励了这方面的兴趣，法国政府也鼓励。这些在化学分析上的早期的努力，是由对医用化合物，特别是对鸦片和金鸡纳树树皮进行稀释或者掺假这些事儿的关注推动的。商业利益也推动了这一发展。当拿破仑战争阻断了法国和英国的热带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时，从甜菜根提取糖突然变得在经济上极为有利可图。这让人们思考相关化学进程的价值。如果你能够用一种简单如甜菜的东西来替代昂贵的甘蔗进口，那你还能做什么呢？溶解提取，用以分离而后浓缩某种特定液体（或蔬菜）的化学方法，开始变得似乎是一种远远超出学术兴趣的技术了。
从19世纪早期开始，成功地分离有效药物的原理形成了。刚开始，这是偶然的。在1803年，查尔斯•德罗森，一个巴黎的药剂师，当他试图设计一种方法来测量鸦片的浓度时，得到了一种他不认识的物质，他发现这种物质呈现出特别的碱性。化学家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从植物中获取的成分应该是酸性的。德罗森犯了个错误，把这种古怪的物质扔进了已经被碳酸钾污染了的晶体中，也没有想太多。大约是在同一时间，一个年轻的奥地利药剂师弗雷德里克•塞尔特纳，有了一个相似的发现。从1805年开始，他不断地将这一发现发表，但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后来，在1817年，他设法将他的论文发表在由法国首席化学家盖伊•卢萨卡主编的期刊——《化学记事》（Annales de Chimie）上。该刊1789年由拉瓦锡创办，一直吸引着广泛的关注。它的读者们意识到这些碱性的晶体是某种极为特殊的东西。
盖伊•卢萨卡的编者按指出，塞尔特纳已经分离出的东西，看起来像是鸦片中的有效成分。（塞尔特纳和三个志愿者有力地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案例，即他们偶然地过量服用了它）塞尔特纳把它叫做吗啡尔姆，而盖伊•卢萨卡希望这个名字能反映出这一古怪的物质的碱性特征，将这个名字改成了吗啡。然而，盖伊•卢萨卡感觉最重要的，不是这种具体的分离技术所取得的成就。它所确立的原理更让他兴奋，这个原理就是植物中含有的成分不只是迄今分离出的酸性物质。如果有史以来，第一种有机碱是吗啡的话，那么，植物的力量范围之内还可能提供的其他的东西是什么呢？
6.化学的发展如何推动医药学的进步（4）
金鸡纳树树皮显然是这类有益的兴趣的目标。在盖伊•卢萨卡的编者按之前的几年，已经有了几次半成功的尝试，但只有在它发表之后，人们才开始寻找碱性物质。一旦人们知道了他们要追求的是什么，那么，进步就快了。1820年，法国人佩雷蒂尔和凯文托分离出了奎宁。它被证明是金鸡纳树树皮中含有的大量成分中的一种，有退烧、抗疟疾的功能。佩雷蒂尔和凯文托明白，这些新发现的植物成分可能会有广泛的用途。他们建议，这些物质应该被适当地应用到直接的医药用途研究中。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被称为生物碱的东西的发现，有助于医药领域更严肃地对待其的无知。化学领域研制出的新的药物，跟以往的任何东西都不同。为了相信这些奇异的药品的效果可能不会被全面发掘出来，你不必联想到你的老师或偶像可能被误解了。
药的成分是化学物质而不是植物，药典学的这一发展是一种恩惠。季节的差异、气候的差异，甚至地球上位置的不同，都会引发植物的成分如此的变化，以至于检验的想法被难以始终如一地获取药品这一困难阻挠。奎宁的味道要更可口一些，而且，跟金鸡纳树树皮相比，毒性也更小一些，因为金鸡纳树树皮中还含有很多其他的生物碱。比起金鸡纳树树皮，人们咽下奎宁的几率更大，而经常将之呕吐出来的几率更小。我们现代的对植物优雅赠予的幻想，以及人工药品的苦，对这些早期的先行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看问题的方式是全然不同的。现代医药工业的诞生，开始了一种新的努力，即将不断增加的对自然的树皮的需求转向了对更有效的奎宁硫酸盐的需求。
从1828年起的十年里，在分离出一种能代替柳树树皮的活性化合物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德国、意大利以及法国，水杨苷（拉丁文中柳树的名字，Salix）以及后来的水杨酸都被开发出来了。它们很快地被用来制造持久高价的金鸡纳树树皮以及它的现代衍生物奎宁。像柳树树皮一样，水杨苷和水杨酸都不含抗疟疾的活动性。
也是在1828年，弗雷德里克•沃尔勒合成了尿素。作为人类清除体内氮的分子，尿素是我们的机体处理蛋白质的方式，也是尿液当中的主要废物分子。它也含有碳，所以它是有机的。然而，沃尔勒用氨的氰酸盐，即一种完全无机的化合物，合成了尿素。化学家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知道，他们能够人工合成一种原来只能作为生物产品的化合物。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1）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
思维方式和化学技术都有了进步。
19世纪初，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曾思考着放弃医药学而从事诗歌创作。在21岁的时候，他的诗歌《老艾恩赛德》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首诗的创作是为了赞美那艘掉了外壳的木制的美国战舰。该舰由一个参加了1812年抗英战争的老兵用美国的活着的橡树造成，铜制的外壳是由革命英雄保罗•里维尔完成的。这首诗的成功，激发了霍尔姆斯的想象力。他谈到“领衔位置”进入了他的灵魂，他看到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
然而，阻止他的艺术倾向的是，加尔文教教徒对工作的投入在工作中获得了培养。诗歌创作对于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是令人羡慕的天赋。但是，对于霍尔•姆斯的整个职业生涯来说，这是一个受到质疑的工作。霍尔姆斯在美国受了完全的精英教育：先是哈佛学院，随后是菲利普斯学院，1833年，霍尔姆斯去了巴黎，当时他24岁。他曾在赛场上和剧院里度过了一段时光。接下来，他的清教徒的一面占据上风，他专注于自己在《医药之路》（Ecole de Medecine）上的研究。在那儿，他到了该国首席导师皮埃尔•查尔斯•亚历山大•路易斯的麾下学习。
路易斯对既有的医药知识怀有不同寻常的怀疑。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发烧源自发炎，源自血液过多；把水蛭放到离身体上发炎最近的地方，把过多的血吸走，来缓解高烧，比如，把水蛭放到胸口。除了他们自己本土供应的水蛭以外，在霍尔姆斯抵达巴黎的那一年，法国医药工业额外进口了42吨的水蛭。匈牙利、乌克兰、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以及北非都是出口国。而且，水蛭的寿命几乎达十年，有着较高的重复使用率，可见，在法国水蛭的使用量非常大。
从表面上看，很难想象，人们会认为所有的放血是无用的，或者糟糕的、有害的。然而，路易斯质疑的是人们放血的方式。他提出了新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陈述了考虑周密的检验方案。他问道：“要了解放血是否对肺炎有良好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要做什么？”当霍尔姆斯还在他麾下学习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进入他的大脑了。路易斯第一步尝试要写的是一篇论文，这个问题于1835年被全面拓展成为一本书。路易斯想要澄清应该在什么时候给病人放血。在病人生病的第一天就把水蛭放到他的胸口，这是最佳做法吗？还是在第二天？还是再隔一天？让他感到麻烦的是，每个病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的健康状况、年龄、感染的严重程度也都不同。他想知道，怎样才能避免弄错这些因素对他的水蛭的效果的影响？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2）
路易斯读了范•荷尔蒙特的著作，所以，在做这些的时候，路易斯并没有想到他的思想以及后来的霍尔姆斯的思想会成为恰好代表这个时代的法国的思想。这些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比起他们的前辈，他们看世界的方式更正确，也更有用。他们的思想部分属于他们自己，部分不是，但正是这些思想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关于真理、实验的思想，以及关于科学如何更好地发现自然的思想，此刻在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中冒泡、破灭，又在另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中冒泡、破灭。
关于任何特定的疾病，路易斯写道：
让我们料想500个病人，无差别地对待他们，这500个人用一种治疗方法，而另外500个病人，以同样的方式无差别地对待，但用不同的方法诊治。如果第一组的死亡率高于第二组，第一组的治疗方案跟第二组相比更不适合、更没有效率，难道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在范•荷尔蒙特1662年的描述中，无意间揭示出的东西在路易斯这儿有了仔细的阐述。一个病人与另一个病人之间的自然差别，一个感染病例和另一个之间的差别，仅仅通过将人数扩大到足够大，并且随机分组，就可以避免这些差别所造成的实验结论的偏颇。正如路易斯所承认的：
对每一个病例都作出数学上的精确评估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细目列举变得必要。通过这样做，在接受不同治疗的两组病人中，误差（这是不可避免的）会是相同的，这样可以相互抵消，这些误差可以被忽视，而不会实质性地影响结论的精确度。
换言之，只要你选取一大组人，然后将之随机分组，那么，个体的差别是无所谓的。有的可能比其他的更不舒服，有的更健康。从他们中选取足够的个体，那么，这些差别将被平衡掉。让一个人服用了高丽参与另外一个没有服用高丽参的人赛跑，得出了高丽参是两者差别的根源的结论，这是中国人大概在1000多年前所犯的思维错误，路易斯已经发现了如何去除这一思维错误的方法。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3）
路易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强烈的观点。鉴于人是有差别的，以及他们所感染的疾病也有所不同，那么，另外一种选择方案，即采用多数量的个体，它的什么特质平衡掉了这些差别？这种选择方案假定你的判断能够注意到并且解决了所有存在的差别，假定没有哪个差别能够造成你的直觉或者结论的偏差。回避数字并不意味着你避免了个体自然差别的误导，而只意味着你回避了承认这些差别。让两个人赛跑，甚至让十个人赛跑，一组可能自然的就比另一组跑得快。让随机的500人构成的一组与另外随机的500人构成的另一组赛跑，你可能合理地认为，这两组有着相似的能力。
然而，像范•荷尔蒙特一样，路易斯的想法要强于他的实践。他从未选用500个病人，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应用一种治疗方案，另一部分应用另一种治疗方案。相反，他选用了77个原来被诊断为肺炎的病人的病历，然后，根据放血被延迟的相对时间长度的差异，来看看有什么影响。尽管有着很好的品质，可悲的是，路易斯的研究是有限的。病人没有被随机分组，也没有被应用到不同的治疗方案中。路易斯的选择是在事后（病愈后），然后，跟路易斯认为非常相似的其他人进行比较。结果，他的结论没有什么用处，他没能成功地运用他提出的可行性方法，这永久地限制了他的影响。
路易斯对检验的信奉伴随着对医药介入治疗的价值的怀疑，这绝非巧合。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在回到波士顿之后，潜心于对这两种想法（对检验的信奉和对医药介入治疗的价值的怀疑）的研究。在哈佛大学，他成为解剖学教授和生理学教授。他还获得了一种非正式的身份，即国家重要知识分子、波士顿雅士。他也是一些知名人士的朋友，比如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威廉姆•卡伦•布赖恩特、约翰•格雷恩立夫•惠蒂尔，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在他们这群人中，他继续写作，经常会在《大西洋月刊》以及像《早餐桌上的独裁者》这样的书中发表一些诗歌和散文。
从1843年2月起，霍尔姆斯推动创立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即当时引起母亲死亡的主要原因产后热，实际上是由她们的医护人员传播给她们的。产后热是一种伤口感染，是妇女生完孩子之后，子宫内侧感染细菌所致。霍尔姆斯不是第一个注意到产后热主要是由医生传染的人，但是，他是第一个就此公开提出争论的人。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4）
要不是医生们固执地相信他们自己的善意的话，医生们本来能够更早一些得出这样的结论。查尔斯•梅格斯，一位重量级的产科医师，霍尔姆斯的观点让他大为震惊，以至于他没有严肃地作出回应。他说，“医生们都是绅士”，“绅士的手是干净的”。梅格斯既不愚蠢也没有恶意，他只是相信自己的理念，即受了良好教育的、富于同情心的医生们，凭借他们的美德，一定会把健康和康复带给病人。
霍尔姆斯想的则不同。他写道：“在我自己家里，我宁愿把我最敬重的人放在马棚里，置于马槽子附近，没人管他，也不会让他接受最好的救助，住在最干净的病房，但却暴露在最无情的疾病的蒸气之中。”他的这种怀疑由来已久，故而提出了这样的想法，有时医生可能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在1860年5月，霍尔姆斯向马萨诸塞州医疗协会致函，就医生们共有的实践价值，向他们直率地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坚定地认为，如果全世界的药品，像现在使用的这些，要是能都被沉入海底，那将是全人类的幸事，同时也是鱼类的不幸。”药品是指人类所拥有的所有药物。在霍尔姆斯看来，医生最好立刻对病人放手。他们的工作应该是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养成明智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医生们也要承认，人类文明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和“药品”的功效，放到一块儿，就是一个词——“有毒”。
他谈到了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他对思维错误的描述与培根相似，并在阐述的时候引用了培根的话。在谈及人类在健康问题推理上的思维错误的同时，霍尔姆斯还谈到了用药文化的问题。“有的买下各种骗人的药，来为百万富翁（服用这些药物的人）建成宫殿……人们普遍的想法只是病人应该吃有毒的东西”。他说，一个社会因为需要才有了医生。如果人们一有机会就哭着喊着，找能给他们开药的医护人员的话，那么，药就是人们能得到的东西。比起更朴素的、不那么成功的国家的老百姓，美国人更容易上当。霍尔姆斯说，美国人喜欢挥霍。
……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就药物以及对药物的信任而言，一个每隔四年就进行一次革命（也就是政府换届选举）的民族，一个设计了鲍伊猎刀和左轮手枪的民族，一个在7月4日致词中用尽人类语言中的全部最高级语汇的民族……一个让男孩子们驾着船，骑着马，在户外去航行、去奔跑、去战斗，去打败所有生物的民族，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能对除了“英雄般的作为”之外的任何事物满意呢？星条旗在90粒奎宁的剂量上飘扬，美国秃鹫愉快地看着一口就吃掉三个德拉克姆（货币单位）的甘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惊愕？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5）
医生们期望获得成功，如同期望自己能对别人有所帮助一样，都在医药领域拼命呐喊，“尽可能热衷于主张医疗领域的权利”。霍尔姆斯认为，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的好处，这一观点是独特的。还有塞缪尔•哈内曼，一个德国医师，比霍尔姆斯大50岁，在18世纪末的时候，描述了他对已有的药品的认知，即它们是有害的：
我的职业责任感，让我不会轻易地对我的那些患了处于病理上未知状态的疾病的同胞使用这些未知药品。轻易用药就是对同胞生命的谋杀或者犯罪，这一想法让我在婚后的第一年就决然放弃了我的行医生涯，开始从事化学和写作。
哈内曼的绝望让他试图走出这困境，“如此恐怖，如此恼人”，开始寻求对药品性质的确定。在一次开始没有任何假定的实验中，哈内曼给自己服用过量的金鸡纳树树皮，他把自己弄得病了，以至于他的症状跟那些得了疟疾的人相似。他的结论是，一种药物“能使一个健康的人产生一些症状的话，就能治疗呈现出相似症状的病人”。结合这样一种幻想，即水能够含有曾经在它里面的物质的“记忆”， 哈内曼发明了顺势疗法我故意使用了“幻想”这个词儿，以表明哈内曼发明的并不是一种理论。这不是一种理论，是因为这不是他试着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东西。。
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将相当一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对顺势疗法的攻击上面。顺势疗法这种思维方式让他感到愤怒。霍尔姆斯说，用错觉来代替错误，不是用来面对环绕人类的不确定性、神秘、怀疑等问题的勇敢的方式。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被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问题来自于威廉姆•奥斯勒，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医师，仰仗自己超凡的人格魅力，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医生。奥斯勒想要知道，对于霍尔姆斯来说，他的医药或者他的诗歌，哪一个给了他更多的满足感。换言之，为了实践医学而放弃了他想成为诗人的梦想，霍尔姆斯是否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带着清教徒的优雅，霍尔姆斯明确地回答，他的医药更为要紧。他试图通过教育医生们了解医生给病人造成的伤害，来挽救生命。但很快，他就将他的精力转向诗歌创作。“诗歌让我有更好的感觉，使我有了最高层次的精神兴奋以及水晶一般的洞察力，我是指，明晰地表达一个人的想法以及各种形式的表达，而且是马上就清楚地、悦耳地表达”。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6）
19世纪波士顿知识分子阶层中的精英成员知道，做一个对你的同道有用的人，是最要紧的。霍尔姆斯的心从未真正待在诗歌那儿。
奥斯勒的最大贡献是刺激医生们有了对他们自身不足的认知，虽然这是一种迟来的认知。他的教科书《用药原理与实践》（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是20世纪初最畅销的书。书中指出，对疾病的理解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对药物的治疗能力的理解却没有太大的发展。当时的世界已经准备好了听到这样的信息，人们认为奥斯勒对世界的看法是令人兴奋的、充满希望的。后来支持了大量的临床医学研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部分原因是对奥斯勒书中所强调的机会的一种反应。
霍尔姆斯以及路易斯的成就，即他们对思维方法的推广，没有立即引起新的治疗方法。但是，他们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医生们开始了解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有限性，以及提升的必要性。下一次的创新，当它到来的时候，来自一个意外的方向——染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