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星告诉记者，她曾代理的南京圣和药业生产的一种叫“悦博”的抗生素类药，卖给患者是132元一支，每次输液是两支，每支大夫能提成50元，而医药代表的提成是5元。

“一个疗程一般是7天，你想想大夫能提成多少钱？”杨星说，“在大医院，稍微有点名气的外科手术大夫，每个月光提成就可能有三四万元。”

杨星得出的结论是：“越是高价药越挣钱，越是大医院越挣钱，越是核心品种越挣钱。”

据她了解，在她做医药代表那几年，肿瘤类药物和抗生素类药很挣钱。

“有的一两千元的高价特效药，大夫一支甚至就可提成500至800元。”杨星说。她告诉记者，病人股骨头坏死要置换股骨头时，国产的进价不到2000元，进口的也就3000元，可卖给病人却是1万多元。

杨星说，一般病人到大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让病人输液，用抗生素类药。“口服药一般三天即可，而且不少患者会拿着处方去外面药店买。”河南某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解释说，“而输液无法替代，抗生素类药一个疗程一般至少5天。”

有业内专家指出，在目前的国家政策下，抗生素类药的利润空间已经很低，并且每次国家降价，必有抗生素。《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办法》要求，在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推行抗生素分级使用限制，“三级医院购进抗菌药物品种不得超过50种，二级医院购进抗菌药物品种不得超过35种；同一通用名称抗菌药物品种，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各不得超过2种，处方组成类同的复方制剂1~2种。具有相似或相同药学特征的抗菌药物不得重复采购”。在这种情况下，进院的可操作药品的品种结构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某医药公司认为，现在新的招投标政策的实施，让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的中标价格都低到了极限，并且进院难度增大，而能拿到好的品种的难度更大，如何选择利润空间大的品种，成为目前进院的首选。

崔刚告诉记者，现在医院的一些治疗妇科病和男科病的药物，药价虚高的成分较多，利润空间较大。

该医药公司在推介石家庄某药企生产的一款补血药物时宣称：“作为企业自主定价的品种，不受国家限价和降价的影响，并且独家品种每标必中，中标价高且稳定，可长期操作。”该公司认为，小品种进院相对容易，进院成本较低。

见者有份，利益均沾，雁过拔毛，层层加码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4名医药代表都坦承，每个月收入都在一两万元，而且打开局面后工作也很轻松，“就是请客，送礼，吃喝玩乐”。

杨星和刘梅向记者描述了“天价药”虚高药价的利益链条：药企-（全国）总代（理）-省（级）代理-医药代表-招标-医院-医生-患者。这一大链条的各个环节都在水涨船高，层层加码。“最后到达患者手中，药价可能已是出厂价的六七倍甚至十几倍了。”杨星说。

杨星说，省级代理和医药代表拿到药物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进入招标目录。“能找到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打招呼更好，但红包是少不了的”。

根据药品情况和市场规模等实际情况，红包的大小和厚薄也不一。“找管招标的负责人一般红包至少得5000元，高的两万元。”杨星说。

她告诉记者：“（给招标负责人送红包后，）招标负责人会再帮忙提供一个评标专家组的名单，这些人都需要一一拜访，熟悉的还好说一些，陌生的也要想办法各显神通拜访到。”

“有时评标通知突然，来不及拜访，便找好信封封好红包，在信封上写上药的名字，甚至有时会在会场门口附近见人就塞，哪怕是从没见过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当然更多是把红包夹在药品的宣传材料里。”杨星说。

刘梅给记者介绍的行情是：每次10至15人，每人一两千元、两三千元。

药品中标后，每个医院都要从中标目录里用药。“中标并不是万事大吉，而是万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杨星说，“因为医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首先要找到院长和药剂采购科长，根据医院大小和药品情况，每个人送两万元左右的红包。”杨星说，“这两个人通过后，药才算真的是能进医院，入库房了。”

药进了医院还不算万事大吉，因为药还没用到患者身上。杨星说：“接下来要看药品适合哪个科室，然后找到科室主任，谈判提成比例，或者干脆直接找医生公关。”

“有时候会把全科室的人一起请出去吃饭喝酒，然后每个人送上500元的红包，医生才会开始给病人开药。”

“神仙”还没有拜完。医药代表还得拜访门诊药房的人，送上礼品、红包。“这样门诊药房才会给医院库房下单子，药才会到门诊药房，患者才能取上药。”杨星说。

“医院药库每个月也要送上两三百元，否则可能不给门诊药房送药。”她补充道。

说到这里，杨星调侃道：“有时候病人会看到大夫在开处方的时候，可能会拿一个小本子翻看，那上面记的新药大夫还不熟呢，甚至连名字都记不准！”

“还有一个不能漏的人，那就是查处方的人，这也是有提成的。”刘梅告诉记者，每个月月初，医药代表都要找到管查处方的人，统计具体哪个科室、哪个大夫开了多少药，“然后拿着统计清单到公司领钱，以最快速度领到钱后，再给开处方的大夫等一一送上他们该得的红包”。

在被问及药价为什么会虚高这个问题时，杨星和刘梅都表示：“整个药价虚高的利益链是见者有份，利益均沾，雁过拔毛，层层加码。”

刘梅开玩笑地说：“药价为什么会越来越高？你没看医院的大楼也是越盖越高吗？”杨星也随口附和道：“有些医生的汽车也是越换越好。”

“药价虚高里那块最肥的肉谁吃了？”杨星说，“当然是开药拿回扣的医生。”

刘梅则表示，医生开出的处方——那张薄薄的纸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俩告诉记者，给开处方医生的提成，小厂家的比例是药价的20%至25%；大厂家的比例会少一些，是药价的10%至15%。

“大公司的提成少，但福利可能会好一些，有时会组织旅游活动等，有的甚至还会资助一些科研经费。”杨星说。

不是每个医生都有回扣拿的

一名基层医务人员认为，药价虚高的原因很多，问题非常复杂。从1993年将医疗卫生机构推向市场的那一天开始，医院就从公益性转向逐利性，而且愈演愈烈。当医院将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医生也就从“天使”向“魔鬼”转变！不能将责任推给医生，大多数医生都还记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在这种体制下，要想不变成“魔鬼”也不可能是“天使”——只能成神仙！

他说：“一个事实不能回避，基层医务工作者只有极少数人拿过回扣或提成（院长有可能）。以我为例，30年工龄，中级职称10年，现在每月工资2713.80元。与当地公务员相比少1000多元。”

一位医生说：“不是每个医生都有回扣拿的，大一点的院还可以，因为一般都是靠电脑提供的处方单给每个处方医生的。但是好多小的医院、卫生院，主任把全部回扣拿在手里，下任务给下面的医生，医生实际得到的没多少，甚至有些就根本拿不到，你还是得开，不开岗位都保不住。”

一位网友说：“如果药品零差价，医务人员的技术服务价格就得涨到合理水平，政府得大幅度增加投入，否则违背价值规律，医院就运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