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资本的过早介入，带着更直截了当的功利性，不利于研发制造的推进。如果资本一边倒的倾向于分销领域，研发业务将会很快萎缩。”

8月初，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式鸣枪，面对国药集团被钦点的局面，向来对政策高度敏感并积极回应的上海国有药企似乎也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刻，而叫嚣多年的上海医药在国企改革的执行力上一拖再拖。不过在披露今年上半年财报时，公司高层终于表态公司内部已做好准备，有望在年底交出答卷。

而与深化国企制改革相呼应的股权激励政策也将为公司的整体营销计划带来新的活力，进一步扩大分销业务的范围和能力也是上海医药为配合该项政策落地所做的务实准备。

连连收购后的渐进性扩张

从公司的上半年财报中可以看出，药品分销占公司主营收入的87.49%，与药品和制造和零售相比，分销是维持上海医药业绩的最重筹码。不过从市场的整体规模来看，公司长期以来匍匐于华东地区，在占全国40%的市场份额中，华东地区就划去了18%，而这18%中，54%均来自上海地区。可见，地域的局限性是公司急需突破的瓶颈。正因此，加速而来的收购方案也将延伸地域的愿望展露无遗。

上半年来，公司先后收购或增持了多家药品分销企业，地域横跨西北，华北和华南等地，为拓展医药分销网络布局。上海医药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上药科园信海医药有限公司出资53790万元向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信海丰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0%股权、陕西华信医药有限公司70%的股权以及鄂尔多斯市亿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与此同时，还拟出资5059万元向陕西华信管理层收购陕西华信15%股权，最终获得山西华信医药85%的股权。

而这些收购的标的将会为上海医药带来什么呢？

记者从一位券商分析师处了解到，北京信海丰园主营高值耗材的经销。代理强生、辛迪思等品牌，包括强生脊柱系类、关节系列和CORDIS耗材等，下游客户包括约500家二级经销商和15家医院等，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北京、江苏、上海、吉林和黑龙江。公司2013年收入22.11亿元，净利润为4487万元，同比增长9%。上海医药将通过子公司上药科园对公司的持股比例从50%提升至100%，除了对地域的扩张之外，也出于对其主营业务的看好。医用耗材项目正是目前上海医药的分销产品中较少涉及的品类，增持之后，不仅扩大了公司在华北的影响力，同时也丰富了产品线。

而选中陕西华信和鄂尔多斯亿利医药则是因为，两家公司均为区域性医药流通大型企业。陕西华信以代理进口合资药品为主，是葛兰素、赛诺菲、辉瑞、拜耳、上海罗氏、诺华、阿斯利康、上海强生、上海先灵葆雅、通化东宝等国内外药业巨头在西北的最大分销商。其下游客户包括陕西省内近百家医院及300余家药店等，分销区域主要集中在陕西省内。该公司2013年收入14.48亿元，净利润为2122万元，2012年、2013年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6%和12%。上海医药获得其85%的股权，意味着它将握有上述大型药企的核心业务；而鄂尔多斯亿利医药经营业务涉及医院纯销、基药配送、麻药配送、商业分销、药房托管等，经营区域主要集中于鄂尔多斯市。该公司2013年收入5.79亿元，净利润为415万元。

并购之后，必将迎来整合。在丰富了产品线之后，上海医药将在心血管风湿药品，麻醉药品以及OTC药品搭建营销团队。而在完整了经销品类和经销区域之后，也为国企改革将实施的细分政策铺路。上海医药之前的营销策略基本已形成了密闭循环，市场份额，销售体系和产品都比较固化，如果市场不拓宽，未来的国企改革将很难推进。

股权激励及国企改革

上海生物医药行业协会表示，国有药企的改革近三年中是最重要的关键期，而根据上海市委颁布的《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方案中，也力推整体上市的企业集团实行股权激励。上海医药无疑将成为率先启动股权激励改革的国企，而这与国药集团力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所区别。

股权激励更注重内部机制的调整，而混改则更看好外部资本的干预。这其实也能看出保守和激进的两派作风。显然，非公资本的介入将会更强势的推动改革的力度，甚至有可能会颠覆原先国企的运作模式。国药集团之所以更倾向混改制，是由于其下属子公司国药控股的成功先例，在与复星药业合作之后，国药控股实现了赴港上市和净利润的飞速飙升。

那么同为药品流通行业的上海医药为何会选择保守的方式呢？

一方面与上海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药品的特殊行业有关。由于上海医药除了做药品分销之外，还与上实集团合作打造了药品研发，制造业务。尽管该项业务在整体的业绩中占比不到三分之一，但却是上海医药想要打造的药品产业链中不可缺失的上游产业。“非公资本的过早介入，带着更直截了当的功利性，不利于研发制造的推进。如果资本一边倒的倾向于分销领域，研发业务将会很快萎缩。”一位医药PE人士向记者谈出自己的观点。

“不过，公有资本逐渐弱化，甚至退出是未来国企改革的大趋势，只是时间问题。由于医药企业的行业特殊性，选择先由内部调整，再迎接非公资本是比较稳妥的选择。”上述人士继续向记者表示。

而如此频繁和大规模的并购恰是为股权激励带来刺激源。由于早前公司曾内部推行过两组针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方案，一种方案是超额利润分配制度，即由董事会确认的三年计划以及滚动考核计划，超额完成的这部分经营利润在董事长、总裁、董秘等高级别管理人员中分配，使得股东利益和管理层紧密挂钩。另一项方案从单一利润驱动改为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加上任期内目标达成后奖励薪酬的“三合一”薪酬激励。但针对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变化，与国资改革定义中受惠范围更广的股权激励的初衷大相径庭，并未有落实到中层管理人员的层面。

而并购后，公司的业务范围打开了新局面，为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化的激励考核体制带来帮助，也能进一步激发中层及底层企业员工的积极性，这也是公司总裁左敏迫切想要看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