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的巨额投入就应该给公共利益提供足够的回报，更需要接受来源于公众的监督与评价。如果缺乏这种客观标准，缺乏来源于公众的推动与监督，医改就有可能难逃种种利益集团的羁绊。
2011年被称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攻坚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上指出，公立医院改革是我国医改的最大难题，如果体制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公立医院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群众看病负担过重、医院经营机制改革等核心问题都是公立医院改革绕不过去的“坎儿”。
公立医院是政府办的非营利性事业机构，可在当下，公立医院被办得不但名不副实，没有体现出其应当具有的公益性，反而走向反面，甚至沦为逐利性很强的经营机构。在很多国家，贫困者生了病，他们的第一选择是到公立医院就医，因为公立医院往往意味着最廉价。但在我国，生病的贫困者，一般首选私人门诊，甚至是黑门诊。即使是白领阶层，走进医院时也有胆气不足的感觉。那些天价医疗费事件，大多发生在非营利性的公立医院。
医改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在这个无比敏感的问题上，人们或许已经给予过足够多的参考答案。比如钟南山院士就认为，医改成功的标志有3个：大医院病人越来越少，但疑难病人越来越多；大部分病人都到社区去看病，而不是到大医院；医院和社区的病人都少了，健康教育明显增强。南方都市报一篇专栏评论的意见是，医改成功的标志是穷人看得起病。而更多的普通民众的看法则是，看病不难不贵是医改成功的标准。
这些意见当然没错，也很有价值，但笔者认为，判断与衡量医改成功与否，显然更应该有客观标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标准应该来源于官方。否则，在模糊不清的评判体系下，就有可能会出现对改革评价不客观的局面。在上轮医改的论断中，既有权威机构推出的“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论，又有某些官员的“医改基本成功”的判断。又拿此轮医改为例，既有人说，公立医院改革基本没怎么改，也有人说，当下已经取得了耀眼的成绩，改变了诸多的陈旧格局。
在评价公立医院改革成败这件事情上，按照国际卫生惯例，医院的药品收入比例一般在20%~30%左右。但在当下，很多公立医院这一数字都在5成以上，这显然是不达标的。
再拿公立医院的卫生投入比例来说，来源政府财政投入的比例应该维系在一个符合国情的标准上，但在这方面，我们显然没达标。在当下，多数公立医院9成以上的经费靠经营所得，不掏患者腰包就存活不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今年年初，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卫生部原副部长孙隆椿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新医改最大的困难在于政府投入不够。
在公立医院的评价上，我们还时常习惯于以医院接诊的患者人数、创造的经济业绩多少、医院的软硬件建设哪里来等标准来看待办医水平。但在给患者提供更多公益性的卫生服务上，我们却有可能是不合格的。在诸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上，很多民众是不自知的，也缺乏足够的卫生素养。这有可能也是标准不全面惹的祸。
医改需不需要设立一个客观标准，并据此来衡量政府工作的成败？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医改的巨额投入就应该给公共利益提供足够的回报，更需要接受来源于公众的监督与评价。如果缺乏这种客观标准，缺乏来源于公众的推动与监督，医改就有可能难逃种种利益集团的羁绊，导致止步不前，最后难以令公众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