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晚，市民胡先生在陪朋友来长沙市中心医院看急诊。当胡先生去取药付费时，工作人员说“不要钱”。胡先生反复询问后才知道医生给他开的是酚酞片，只要一分多钱。因为现在一分面值的钱很少见了，医院一般采用四舍五入法，他本应交的一分钱被“舍掉了”，缴费单上显示的是“0”元。(5月25日《三湘都市报》)
“一分钱处方”受患者欢迎却是肯定的，能够替病人着想，这当然是好医生。但是，问题关键是——大处方盛行与医德无关，只与以药养医体制有关。
都是对症下药，那为什么大多数医生开不出一分钱处方呢?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大处方有其“合理”化生存空间。业内人士表示，大型三甲医院平均药费占全院总收入的40%以上，而我们往往只能直观地看到医生从大处方中得到的“提成”，而忽视了作为医疗经营主体在大处方下的利益驱动。医生作为个体，在体制的大背景和医院逐利的小环境中，开廉价处方的难度可想而知。
道德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不能去强行要求和奢望医生成为道德楷模和“仁心圣手”，但可以通过制度方式促动医生恪守责任、坚守医德。不是靠泛泛的道德说教，不能指望一毛钱处方的个体自律，而应该寄希望于制度的规范和运作，如果以药养医的体制坚冰不能消融，一分钱处方所带给我们的注定只会是一个刻意拔高塑造起来的噱头，只具有道德观赏性，没有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