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药监局江干分局对于职业打假人高敬德的假药举报，在历经两年、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却牵线让售假者与举报者私了，并加盖公章做见证。对此，药监局江干分局局长称是为了妥善化解社会矛盾。
客观来讲，在查实药品造假事件之后，药监部门能主动协调双方进行协商，比起动辄踢皮球、不作为来，还算是“积极”的。表面上看，打假人获得赔偿、造假者得以了难、药监局化解矛盾，也算是“皆大欢喜”。然而，这种“圆满”独独抛开了公众利益，漠视了被假药危害的“沉默的大多数”，执法部门这种两头摆平、到此为止的姿态，值得警惕。
首先，“拿钱私了”不该是执法部门的手段。作为药品生产销售的把关人，药监部门承担着保证公众放心用药、安全用药的使命，其职责决定了药监部门应当对假药“零容忍”，并依法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如今，假药已被查实，正应该重视举报者提供的信息，顺藤摸瓜，将售假造假者一网打尽，以免假药再祸害百姓。可江干药监部门放着售假造假者不去追究，反而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让双方“握手言和”，无疑是为售假造假者开脱责任。
其次，“拿钱私了”摆平举报者，置其他假药受害者于何地?对他们的赔偿又如何体现?由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很多患者对于什么是假药确实难以分辨，很多人也不可能像高敬德那样较真，花大气力去把造假者弄个水落石出。药监部门“拿钱私了”的同时，也等于在说“只赔一个”，从而给造假者开了“通行证”。这必然导致假药更加肆无忌惮地流入市场，危害广大公众的健康。
再者，执法部门变“和事佬”，事后了难，透露出渎职的信号。假药得以在市场上流通，说明药监部门的监管出了漏洞，既然出现漏网之鱼，药监部门就难辞其咎。牵头让双方“私了”，让举报者“放弃一切追究药监部门责任的权利”，反照出药监部门的心虚气短。况且，药监部门甘于为售假造假者“服务”，这种偏离职责、违背常识的行为，恐怕已经超出了渎职的范围。
药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绝不可马虎了事。出了问题，更不能“拿钱私了”、息事宁人，而应该对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药监部门来说，药品安全守土有责、任重道远。如果监管止步于办公室，工作只盯着举报者，执法局限于拿钱办，必然有负人民群众的重托。
这也在警示我们，制售假药屡禁不绝的背后，不光是“耗子闹得厉害”，还可能有“猫儿偷懒偷嘴”的漏洞。因此，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在保持对制假售假者高压打击的同时，还需要深挖背后保护伞，严厉打击包庇纵容制售假药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