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药物覆盖和基层医院配备方面，基本药物制度取得了明确的成果，但在基本药物计划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在基本药物各品种的供应链数据库建设、需求与供给平衡、供应预警方面，是存在缺陷的。
家长说：儿子啊，从今天开始，不完成作业不许玩游戏。但要求提出后家长就不管不问了。儿子会按照家长的要求执行吗？
领导说：从明天起，不许迟到。但下令之后就再也不见后续行动，昨天迟到的人今天依然没有早到。
所幸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比家长和领导有效率得多。注射用鱼精蛋白很快就供应上来，总算让全社会松了一口气。但如果短缺情况恰逢公共疫情暴发时出现，事关人命，这口急迫之气又该如何松开？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调的基本药物保障供给，是针对过去药物品种不时出现短缺个案和基层市场配置要求而提出的。这种要求的针对性在临床上往往事关人命。本人在10年前身为医药公司的采购经理，曾经因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短缺，找遍了全国有相关生产文号的生产厂家，彼时的情景和如今的鱼精蛋白短缺局面惊人地相似。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应该是这种社会悲剧的终结者。可是，制度在2009年即出台，到了2011年的年末还出现因药品短缺而引起的矛盾，这值得基药制度设计者们深思。
中国古代管理者在确保某项制度规定出台后的严肃性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不必去寻章问典，电影电视上这样的场景寻常可见：某人做了事实清楚的犯法之事，审判者问助理，该犯何罪、该当如何处罚？助理在一旁翻开制度文本，然后说，某事触犯某条令，当处重责几十大板。一个有效管理的企业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公司出台了一个不允许迟到的规定，该规定包含不允许事项、处罚标准以及谁为执法者、谁为监督者；规定出台后，各部门领导执法，人力资源领导进行监督。家长管孩子也是如此，一个絮絮叨叨有要求没标准、有标准没执行问责的家长，必定管教不出规则意识强的孩子。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及其管理办法的文本写得很清楚——“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制定和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相关政策问题，确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框架”、“委员会由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成。办公室设在卫生部，承担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诚然，作为一项标准型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工作目标纷繁复杂，但所需的人力资源又不够丰富；同时，其落实需要一个过程，要达到理想化的状态更是需要周期。这些，作为公民是应该给予理解的。但是，对于任何项目的管理，都应该关注项目的轻重缓急。作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既然明确了“保障供给”是重点，就应该在保障供给方面给予优先的策划和资源配置。可以看到，在基本药物覆盖和基层医院配备方面，基本药物制度取得了明确的成果，但在基本药物计划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在基本药物各品种的供应链数据库建设、需求与供给平衡、供应预警方面，是存在缺陷的。那种如计划经济时代的供给机制，是目前所需要的。
在市场化的大潮下，计划经济是一个保守的观念、落后的词汇。但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框架下，采用计划经济理念有其科学的价值。目前，基本药物制度的落实以各省为单位，各自为政；表面看来，责任落实到各级政府，有利于执行力的建设，有利于问责。这其中，实际上忽略了基本药物的生产厂家不是在各省平均分布，而是散落于不同省份不同地区，各自为政、自主经营的事实。生产厂家对产品产量的计划完全是建立在狭隘视角内对市场的判断，全局性的品种漏洞自然难免。既然希望基本药物实现保障供给，则必须配备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的管理。国家既然在基本药物方面有资金与资源的配置，为实现基本药物保障供给的目标，应该在“计划经济”理念的框架下，去进行策略的谋划和实施。
鱼精蛋白短缺现象不完全是坏事，可以借此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有制度没执行？是组织责任还是落实责任？作为公民，我们不希望做检讨者的看客，我们希望的是因为有检讨所以有改善，让基本药物尤其是急救药物短缺的事件不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