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把舆论导向了对冷漠的讨伐，本该受到谴责的二位肇事司机退居其次，18位路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道德下滑、良知丧失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无论如何，肇事、摧残生命的行为也远比冷漠无助、视而不见的行为可耻许多，罪恶许多。不对犯罪行为大加挞伐，却对道德觉悟不高义愤填膺，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了要对“道德冷漠”者立法治罪！舍本逐末、避重就轻——这是否过头了一点？
我并不反对谴责冷漠，我也痛恨道德下滑，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源头开始，需要先治本然后再治标，最后标本兼治。
我无意为冷漠开脱，但我们不能不承认18位路人中大多数人其实是不知道怎样处理或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如果你不信，我们不妨来看看上个世纪发生在美国的一位吧女求救无果最终被杀事件。
事情发生在1963年4月3日的凌晨，吧女下班回家途中碰到歹徒追杀，她的大声呼救，引起居住小区住户的开灯开窗；灯光一亮，歹徒就躲藏在暗处，开灯的人们只看到急行的女子、看不见坏人，就熄灯就寝了。这时，歹徒又追了上来，吧女再次呼救，小区又有人亮灯开窗，歹徒又藏匿起来，人们又继续关灯关窗。吧女第三次呼救时，亮灯开窗的人更多，但由于看不到歹徒，竟然没有一人出来施救，更没有一人报警。天亮之后，人们发现吧女被杀死在她居住的楼梯走道上。
事后调查得知，当晚小区共有38户人家开灯开窗，社会学家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报警、不施救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以为别人会报警”、“我以为别人会救她”。心理学家们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后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当责任分散到众人头上时，每个人都会认为，这事不需要我负责，其他人应该会负责。这就是“责任扩散效应”。
“责任扩散效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在某种紧急事件发生时，如果有其他人在场，帮助他人的责任被无形地扩散到其他人身上，每个人帮助他人的责任就相应地减少了。
在突发事件中，旁观者越多，人们的这种心理就越强烈：会有人帮助他的，还轮不到我出头。
从美国吧女无人帮助到国内小悦悦事件路人的冷漠，可以看出，人类的心理是相同的。我们与其指责路人的冷漠，还不如扩大突发事件应对培训，从小孩子抓起。已经走向社会的人们，由政府出资，按单位或居住区进行培训，这类培训应该包括公共危机应对的所有突发事件，让每一个国人的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达标，才是彻底解决路人围观或冷漠的根本办法。
交通违规增多，是城市管理缺失所致，市民素质不高，是当地政府教育不到位所致。公民素质不高，是国家政府教育不到位所致。出了问题指责具体事件的某几个人，无济于事。
人们对古代官员是否有作为、是否有政绩，并不一定只看他在任时物质生活好坏，还要看他治下的民风好坏，甚至民风好坏成了衡量古代官员好坏的首选指标，如韩愈治潮州、柳宗元治柳州、苏轼治杭州等无不如此。如果对当今主政官员把民风好坏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我想，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围观事件、冷漠行为一定会大大减少。
违法活动按法律制裁，违背道德的行为，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人们对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的冷漠进行抨击完全应该，但要立法制裁就超越了道德范畴，这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法制建设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并驾齐驱，多头并举，不能只抓一头，忽视另外的一头或几头。
中国的崛起如果没有精神文明的崛起，物质文明即使繁荣一时，也难以持续，搞不好，最终会因为道德滑坡而崩溃。三聚氰胺、毒大米等诸多事件的发生已经给国人敲响了警钟。
再回到企业管理上来，责任扩散效应告诉我们，当企业各项工作没有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时，就不会有人对企业的工作负责，因为大家都认为别人会负责。中国古人的“法不责众”原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没有具体的责任人，法也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