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与原研药的博弈早已开始。有观点认为，对原研药执行的单独定价等保护，其实是一种补偿--由于中国对新药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仿制药盛行。
据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统计，97%以上的国产药为仿制药，外资及合资医药企业基本占据了专利药、原研药市场。
针对产业界的这个焦点话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2009年在“中国医药体制改革--机遇与挑战”国际高峰论坛上说，今后将改变单独定价政策以逐步缩小原研药与仿制药的价格差距，新上市的原研药也要与仿制药价格大体衔接；已上市的仿制药，只要符合国家政策，或有关监管部门或权威机构证明具有明显优势，可与统一价格适当区别。
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泽工说，“其实一种优质的仿制药也需要企业投入很大的研发力量，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容易一些，需要鼓励也需要控制。”据张泽工介绍，仿制药市场目前已经占全球药品市场的40%以上，未来3年内，国际上将有年销售额达1370亿美元的药品失去专利保护。这意味着，一个药品“抢仿时代”即将到来。
“唯低价是举”
“抢仿时代”带来的，仅仅是巨大的市场机遇吗？
河南一家制药企业负责人指出，以60片每瓶的复方丹参片和10g×20袋的板蓝根颗粒为例，其原料成本分别是1.41元和4.2元，然而，市场中标价格则为0.7元和2元。
低价药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江苏康缘集团董事长萧伟说，国家规定了药品最高零售价，但很多省在采购中取该品种在市场上的最低价，以突出药品降价的“政绩”，于是，药品中标价格越来越低。
萧伟指出，这极易产生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由于价格过低，企业无法供货，所以“中标就死”，特别是基本药物，本身价格和毛利率已经很低，不断地降价将使企业赔本而无法供货，导致一些基本药物在市场上消失，患者无药可用；
其二，部分企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采取低限投料、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方法降低企业成本，造成严重的药品质量安全隐患。“这在无形中引导企业把降低成本作为唯一目标，增加了群众用药安全的隐患。”
显然，对于深陷过度仿制、低价恶性竞争泥潭的中国医药行业，“抢仿时代”还可能埋下药品安全的隐忧。
对此，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说，药品是一种商品，要符合市场规律，成本不可能无限降低。在“唯低价是举”的招标规则下，“过度仿制”带来的问题是恶性竞争。上海市场已有32个基本药物品种“绝迹”，上海市招标办不得不向基本药物生产企业发出“邀请投标”的号召。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放弃生产的多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于明德说。而大中型企业，通常被认为更为重视药品质量控制。
创新中药的瓶颈
一位北京市民说，他习惯用中药，但中药品种太多，品质差别太大，同样是板蓝根颗粒，有的每盒售价9元，有的却只售1元，价格差8倍，这很不正常。
据了解，中药里有效成分含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疗效，但一些收入《中国药典》的中药品种是不测含量的，这就容易造成药品低水平仿制，不能有效地控制产品质量，造成有些中药产品在疗效上大打折扣，严重影响治病救人。
对此，宛西制药集团孙董事长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药质量标准不高，直接导致中药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严重，多、散、乱，进而导致质量可控性差、临床疗效不稳定。“这一事关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产业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亟待提高质量标准。”
据了解，目前中国有中药企业近2000家，行业集中度不高，超过10亿产值的企业寥寥无几。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建议，国家应下大力气鼓励医药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
在中药质量标准中应建立多指标含量测定，更多地明确药用物质成分并实现对多种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控制，改变生产质量标准“定性不定量”的传统惯例，让劣质药无处藏身。
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说，医药行业的自主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风险极大，没有实力的企业难以实施。可如果市场成果被一些小企业占领，那很不合理。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局副局长熊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强控制，在审批环节防止一种药品仿制过多、过滥。
熊平还指出，另外，也可以利用价格杠杆，比如，在定价环节保证企业下功夫研发的“首仿药”卖高价，“二仿药”、“三仿药”及之后的仿制药价格依次递减10%，让过度仿制药没有利润空间。
另外，刘振秋在前述论坛上表示，药品价格改革将适当降低流通环节加价总体水平，对流通环节实际加价率进行控制。医疗机构药品目前实行的加价15%销售的比例将逐步降低，探索试行差别加价政策。推行公立医院试点改革的地区，将探索取消药品加成，研究设立药事服务费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