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诸多争论的沈阳“聘警 察防医闹”事件在多方压力下终于被叫停了。因为这件事自打一开始就是一个因畸形现状而诞生的畸形产物，所以这个结局倒也不出乎意外，甚至也说不上是某方的胜利或者是某方的失败，反倒是这件事所散发出的那种法制苍白和人治混乱的交互辉映，更使人感到悲哀。
包括了“医闹”现象的医患纠纷是当前医患双方都极为纠结的事情，而其中最为吊诡的就是当事双方都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是弱势的一方。患方认为自己在医学专业知识上处于茫然的状态，在医学专业问题前只能被医方牵着鼻子走，往往有一种“医为刀俎患为鱼肉”的心态；而医方也颇觉冤枉，因为许多并非责任事故，甚至连技术事故也算不上的，本不应该担责的医疗意外，在舆论和相关部门的意识中也被定性成了医方要承担主要责任，这种思维发展到极致，以至于明确定性的无责任纠纷也要进行“人道主义”赔偿。而这种吊诡则越发增长了医患双方的不信任和相互提防心理，在破坏了医患关系基础的同时，更使得那些无理取闹的“医闹”现象在正常的医患纠纷中混得一席之地，甚至博得了部分同情和支持，治理医闹也因之变得异常复杂困难。
关于打击“医闹”以及处理医患纠纷，各地、各部门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比如完善医疗纠纷应急处理机制、建立第三方调解平台、制订医疗责任保险、加强医院安保措施等等，这些办法确实能够起到一定化解矛盾的作用，对遏制医闹现象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决不可能彻底的杜绝医闹现象，因为“医闹”现象能够存在的最深刻根源在于能获得人们的同情，这种同情的基础有两点：一是目前医疗纠纷（或事故）的鉴定体制对公众缺乏公信力，另一点就是目前司法体系在处理医患纠纷问题上往往缺乏公平原则。在这两点的关系中前者是基础，后者则推波助澜的使这种效应放大。首先要承认，目前的医疗鉴定的确有不公平现象存在，再加上司法等相关部门有推诿扯皮等不作为行为，造成患方诉求无门，就很容易以“医闹”等过激形式维权；有时候医疗鉴定本身是客观的，但缺乏公信力的鉴定体制常常使公众对患方产生了天然的同情，在这种同情的压力下司法等相关部门如果丧失公平原则以牺牲医方的权益而取悦于公众，使“医闹”旗开得胜，则更助长了医闹行为的嚣张。
所以，要杜绝医闹现象的根本，只有遵循法制原则，建立起一个能够公平公正调处医患矛盾的体制，这个体制应该本着保护医患双方权益的态度，尊重科学、尊重证据，不受行政部门的干扰也不受未必正确的同情心的干扰，而是实事求是的按照孰对孰错来判定责任、决定赔偿。在这方面，到底应该是单独的第三方调解机构或者是司法机构来承担这个角色都不重要，要害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是否能够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充当这个居中调处的角色。不能从体制上做法制化的完善，不能保证在裁判中的公平公正，那么无论是设立第三方调解机构还是聘请警 察当副院长或者其他更有创意的举措，都只能算是“救火队员”式的人治，而在法制无力苍白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治，都注定是要混乱与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