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价管理很糟糕、不少药品价格虚高，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承认了这个事实，就必须去追寻问题产生的源头。药品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开方子的医生除了道德风险外，并不为开出的药方承担成本和其他风险。换言之，花钱的人几乎不受监控，更糟糕的是他们花钱越多，自己收入越高。
医保部门应限制报销药品的日均价格，医保部门应针对临床治疗方案，设定各类疾病用药的日均价格，超出日均价格的不予报销或少报销。这样，制药企业为了能够进入医保目录，自然不会将药品价格定得太高。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正在牵头国内药企，一方面向发改委反馈企业意见；另一方面，正在向更高层领导反映制药企业的意见。发改委6月份公布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引起了诸多反响。
就笔者来看，这个新办法一旦执行，会产生无穷无尽的问题，将使制药企业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这些努力，先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所以笔者呼吁，国内民族制药企业要联合起来，通过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媒体等发表自己的意见，尽最大可能使该办法更有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简单来说，以前企业不得不去做物价公关，今后一旦新办法执行，恐怕需要更加频繁地去做物价公关。看清楚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发改委推出这个办法后，一方面应付了近期中央和媒体对于药价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三年一次调价的做法，将会带来更多的“被公关”机会。
这个办法操作性极差，很可能无法落实。因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特别是经营效益比较好的上市公司，均无法达到新办法“期间费用率”和“销售费用率”的要求。不光是杀伤面积大，它的根本思想也违背了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获取最大利润”的原则。正因为如此，这个办法到底能否落实，能落实到什么程度，笔者不作评论。
笔者真正想说的是，中国的药价管理，到底该怎么管才能管好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不对称市场的权力之争
药品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开方子的，也就是替患者花钱的医生除了道德风险外，并不为开出的药方承担成本和其他风险。换言之，花钱的人几乎不受监控，更糟糕的是他们花出去的钱越多，自己收入越高。显然，在这样的市场中，企业有极大的动力去进行价格公关，以获得价格优势。对于拥有定价权的相关部门来说，问题也是一样的。他们虽然确定药品的价格，却并不为药品价格买单。而与医院和医生一样，他们的定价权力，几乎不受制约，也因为过于专业，几乎不受媒体监督。这样，自然容易产生权利寻租。
这些年来，发改委对药品降价达25次，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制定药品价格的发改委权利极大，但毫无责任；卖药的医院和开方子的医生，拥有处方权力，且有极大的动力去销售高价药。
看清楚了这个机制，就应该明白，当前的药品价格改革，确实是不改不行。笔者认为，要有效治理药品价格虚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工作：
将药品价格管理办法改革的权限委托给第三方 也就是说，改革的方案，应该由独立、没有利益纠葛的第三方设计。最好是由出钱购买服务的社保部门或独立第三方咨询机构主持。让发改委价格司只作为执行部门，而不赋予政策制定权。
变革药品价格的生成办法 药品定价是非常复杂的工作，要算成本定价，几乎无法操作，因为财务上处理空间太大。要有效地对药品定价，应该制定出简单有效的规则。应该化繁为简，只需要规定出限制的框架，照此执行即可。笔者曾经在本报上建议，学习加拿大等国的经验，对各类药品选定基准时间、基准日均价格，今后新药上市，应该按照CPI管理，日均价格涨幅不得超过期间CPI的涨幅。药品过了专利期后，还可对日均价格较高的药品强制规定降幅。如此一来，规则简单清晰，不用动不动就降价，企业运营的环境也能保持稳定。对政府来说，也能做到对价格的切实管理，控制医保支出，可谓是很好的方法。加拿大靠这个方法，把跨国公司的贵药压价无数，甚至发生美国人到加拿大卖药的“怪事”，但跨国公司会为了维持价格放弃加拿大市场吗？不会。
制定临床路径，限制医生处方应针对各类疾病的治疗制定相对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只要治疗方案、临床路径合理，就能很大程度上限制滥用药品和开大处方的情况。
药品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但是确实老百姓最为切身的市场，它的跌涨起伏总能牵动老百姓的神经，因此，相关部门对于药品市场一定要完善其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