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难得的技术创新，但科学家与资本家的冲突，创始人与投资人的争斗，在中国商业环境和商业规则不够完备的背景下，几乎无可避免，结果两败俱伤 。
“创新是一个链条，局部动是很难的。有的动有的不动、有的快有的慢是转不起来的。创新在早期阶段确实是一种精英文化，一个人、几个人在实验室就可以干，但到产业化、到临床再到市场就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范围，进入了社会系统，此时就需要一个创新的社会环境。”在赛百诺创始人彭朝晖看来，现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糟糕和不规范的市场。
2003年，赛百诺推出了世界首个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这是中国生物高科技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有评论认为，其堪与杂交水稻、盘尼西林相提并论，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创造”。经过三年多的沉淀之后，无论是《科学》、《自然》这样的科学权威，还是《时代》、《经济学人》这样的舆论领袖，都对其成果表示认可，并将其视为“中国巨龙觉醒的例子”、“将确定中国作为科学超级大国的地位”。
但人们猜中了开头，却猜不到结局。由于大股东湖北同济奔达鄂北制药公司(以下简称奔达公司)和赛百诺创始人彭朝晖的内斗，赛百诺走到了崩溃边缘，“今又生”也一度被吊销GMP证书。
赛百诺案例，绝非一个脸谱化的“资本家赶走科学家”所能概括，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创造”的所有问题，早在研发阶段就已潜伏风险。
众所周知，生物医药产业是个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中国的生物药市场相对狭小，政府对药价的控制又让巨额的研发经费难以在短期内回收。这便形成了一个中国创新药领域的特点—研发经费过于依赖政府支持，缺乏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常见的风险投资支持。
赛百诺初期虽然引入了风险投资，但各级政府先后投入的资金总额远远超过股东所投入的资金。不计各种无息、低息贷款，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各种公共基金中，彭朝晖研发“今又生”所获得资金支持就在5000万元以上，这是“今又生”后期产业化及临床试验的主要经费来源。
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在某些产品的研发阶段领先于美国，而且能得到世界公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模式。但是，中国目前尚无政府科技投入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资金管理上比较粗放，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薄弱，考核业绩的主要指标是新药上市而非其后的销售。
因此，当“今又生”进入真正需要大手笔投入的市场营销阶段，缺乏专业投资者接盘的政府主导模式弊端便暴露无遗。
中国缺乏能够吸引国际资本的重大创新，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后也缺乏退出渠道，很容易形成资本与产业的错位。国际资本是以财务投资为主，重视的是盈利，所以喜欢从二级市场退出，但当时中国没有创业板市场(现在的创业板也毫无理性可言)，想获利就要把企业拿到境外上市，成本高到让人望而却步，自然也就没什么兴趣。
于是企业只能在国内寻找一些有行业经验的产业投资者，而这些人有根深蒂固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习惯，希望控制每一个环节。“中国医药界的产业投资者，很少能称得上真正的资本家。
他们习惯了野蛮生长，成功靠的是比别人胆大、敢冒险，签了协议不执行，出现问题就继续重组，这几乎是他们遗传性的本能，不能指望他们能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的转变。贸然进入以严谨、高风险著称的创新药领域，他们很难相信要按照国际惯例去做事，自然容易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同样，赛百诺这样的企业在国内融十次资，恐怕九次都是这样。”万盛证券(远东)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曾担任过赛百诺公司独立董事的张新宇表示。
身为赛百诺公司的创始人、“今又生”之父，彭朝晖本对赛百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曾经一度占有赛百诺70%以上的股份，赛百诺拥有的6个专利也挂在他名下，但随着资本的引进，彭逐渐失去了公司控制权。
需要强调的是，彭朝晖的遭遇并非孤例。“今又生”之后，中国政府又先后批准了另外两个生物类国家一类新药—烟台麦得津公司的“恩度”和上海三维生物的“安柯瑞”。耐人寻味的是，三个一类新药均未成为人们最初期待的重磅炸弹级药物，三者的研发领导人都经历了共同的命运—下岗。“恩度”的发明者罗永章于2005年全职去清华大学任教，彭朝晖和原三维生物总裁胡放则都在2008年底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
“一个科学家如果想要创业，不仅仅要考虑创业过程中的种种挑战，还要做好应对各种观念理念差异的准备，甚至是受巨大委屈的准备。”罗永章对此深有感触。科学家出身的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家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在中国式的野蛮生长与科学的严谨、人命关天的责任间艰难的走钢丝，既要做科学研究、进行商业调查，又要寻找资金白手起家、有效管理公司，还要学会说服审慎的监管者，并最终占领他们从未熟悉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