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有化改造运动后，我国掀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浪潮。先是能源、钢铁行业，现在轮到了医药行业。不但中国医药集团、华润集团等央企“大鳄”四处攻城掠地，上海医药、南京医药这些地方医药产业诸候也纷纷举起兼并大旗。
国有化的好处，首先可以确保国有企业掌控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对国计民生而言，没有比医药行业更重要的了。其次，可以确保在非常时期（如战争、灾害、瘟疫等）的行业动员能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执政体系作为后盾，2003年的“非典”根本不可能在半年之内“扑灭”。
国有化浪潮通常由政策引导，甚至由政府牵头，由行业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具体实施。医药行业也不例外，先由中央高层定调，然后推出行业的相关主导政策，再通过配套措施由大型国有企业推进。近几年来，医药行业的政策“组合拳”通过以下几步助推国有化浪潮。
第一，提高行业标准。新版GMP、新版GSP提高标准的目的虽然是保证用药安全，但客观上也提高了行业的准入标准，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正在酝酿的新版GSP标准，要求药品中型流通企业的仓库最低面积由1000平方米提高到3000平方米。一些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能否过得了这一关还是个未知数。
第二，《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下称《规划纳要》）提供了政策方向。国家的产业政策规划偏向哪里，资本就流向哪里。根据《规划纲要》，2015年前，全国要形成1~3家年销售额过千亿元的全国性大型医药商业集团，20家年销售额过百亿元的区域性药品流通企业。从目前的态势可以看出，有可能成为1~3家千亿级医药流通企业的，除了九州通集团是民营企业外，其余均是国企，而20家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区域性流通企业，能入围的民营企业也是凤毛麟角。医药产业的“十二五”规划基本上是国有资本的盛宴。
第三，新医改政策。新医改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新药改”，因为医改的方针与路径基本是在“药”上做文章。基本药物目录招标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药品降价潮，而且一省比一省来得更猛烈，其间辅以发改委的药品“降价令”。
可以预见，首先，从产业政策上，行业监管标准的提高必然带来成本的提高。其次，不管是新医改政策、基本药物目录招标、降价令，还是行业规划，客观上带来企业利润的下滑。两头夹击，众多医药企业将遭受严峻考验，当然国有大型企业除外。因为在当下货币政策紧缩环境下，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得到了金融机构的“特别关照”。理由很简单，由于社会信用不彰，金融机构的贷款均须以资产抵压，而国有资产是绝对的AAA级信用资产。在中小医药企业受“组合拳”夹击陷入困顿时，国有大型医药企业可乘政策东风，在大量信贷支持下，适时伸出“橄榄枝”四处收购，完成“国有化”的产业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