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降低患者经济负担，前述管制措施实施之后，政府进一步增加管制，开始限制单处方开药量，医院（医生）的应对措施是增加处方数，原先一个处方开6种药，现在一个处方只开2种药，但是给你开3个处方。
于是，政府又进一步限制均次门诊费用，医院（医生）的应对措施是，此前没有均次费用限制时，一次给患者开1周的用药量（慢性病患者甚至一次开1个月的用药量），现在一次只给你开2天的用药量。因此，均次门诊费用管制前，患者1周（或1月）去医院一次就可以，均次门诊费用管制后，患者1周需要去3次医院。患者实际支付的医药费用一点也没有减少，麻烦和辛苦却增加了。
为了遏制医院（医生）过度用药，降低患者医药费用，政府又开始管制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所占的比重，简称药占比。比如规定医疗费用中药占比不能超过50%。没有这个管制前，医生收患者5元挂号费，开995元的药，药占比达到了99.5%；有了这个管制后，医生收患者5元挂号费，开495元的药，然后让患者做一个500元左右的检查，比如做个CT。患者支付的费用还是1000元。
但是，实际情况比这里所讲的要更为严重。笔者访谈中，有数位医生、院长、社保机构的官员透露，针对这个规定，医院（医生）的应对措施是不减少药品销售额，但增加医疗检查费从而增加总医疗费用，由此来降低药占比。笔者将之称为：“不能降低分子，就提高分母”。比如，过去一个阑尾炎手术患者支付的总医药费用为8000元，其中药费6000元，药占比达到75%。现在政府规定药占比不能超过50%，医院（医生）不能通过把药费降到2000元的办法满足这一要求，而是依然维持6000元的药品，但是增加4000多元的医疗检查，比如做几次磁共振、CT等等，把总医疗费用提高到12,000多元，从而使得药占比降到50%之下。也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规定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负担。
尽管上述说法来自于医生、院长和社保官员，但是有一个逻辑上的冲突需要解开：既然对一个阑尾炎患者的收费水平能够提高到12,000元，或者说既然患者能否支付12,000元的医疗费用，此前医院（医生）为什么不直接把医疗费用提高到12,000元而仅仅收取8000元？为什么要等到政府规定了药占比的上限后，才将医疗费用提高到这个水平？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公立医院处于“寡头”地位或者说现有医疗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但非垄断独占市场的情况下，尽管有限，但是毕竟还存在的一点竞争，使得公立医院不能把收费水平定在患者的最高支付能力上。因此，没有药占比管制之前，医院只能把收费标准定在8000元上，没有能力把收费标准提高到12,000元。由于已有的（医院）支出水平和医生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刚性，根本不可能下降（经济学中称之为“棘轮效应”），因此，引入“药占比管制”后，所有医院（医生）均不可能通过减少药品销售收益来满足这个管制要求，而只能通过增加检查费的办法，也就是提高医疗总费用的办法应对这个管制措施。也就是说，该管制的引入消除了本来就有限的竞争，起到了促成“价格联盟”的作用。医院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政府帮他们做到了。
也就是说，“药占比管制”不仅不能降低还会提高患者的医疗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富裕患者的医疗费用进一步增加，而处于刚刚看得起病的边缘的患者（经济学术语“边际上的患者”）却因为医疗费用的上升而被排除在就诊之外。换句话说，这个管制使得富人的医疗负担提高，较穷的人开始看不起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