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是规则的变化，主要是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中的一个变化，集中度的提高、现代物流、连锁经营、批零一体化、物流延伸等问题，这些都能体现格局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集中度的提高。
记者：您作为全国最大的民营医药集团的业务负责人，请您给我们介绍下您在九州通的工作以及九州通的业务情况。
耿鸿武：九州通以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批发、零售连锁、药品生产与研发及有关增值服务为核心业务，是国内最大的医药商业流通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医药商业领域具有全国性销售网络的两家企业之一。九州通致力于成为中国基本药物“最为专业”的配送商。九州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医药物流技术和信息技术，具有独立规划和集成现代医药物流系统的能力，运行成本、效率、差错率等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九州通自主开发的信息管理技术和供应链管理平台，可有效实现与上、下游客户的对接，从而建立起无缝连接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加之多年来在基本药物配送方面形成的良好的服务体系、与客户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九州通在基本药物配送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
记者：由商务部组织制订的药品流通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已经出台，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药品销售规模将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药品的 流通格局将会发生什么改变？
耿鸿武：整个药品流通的改革其实是新医改其中的一项，新医改会带来的行业变化是很多的。整个医药行业政策在变化，政策的变化带来的结果是规则的变化。十二五规划是规则的变化，主要是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中的一个变化，集中度的提高、现代物流、连锁经营、批零一体化、物流延伸等问题，这些都能体现格局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集中度的提高。
本次规划纲要的核心思想是鼓励和引导大型流通企业走规模化、集约化和国际化经营之路，形成以全国性、区域性骨干企业为主体的遍及城乡的药品流通体系，通过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药品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的建立，形成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药品流通枢纽。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当前以全国性网络布局为重点的大型医药商业企业，以区域性做深做专为重点的区域龙头医药商业企业，将成为主导者，而小型的医药商业企业将无缘独跑。
目前的中小医药商业企业的“日子”远比大型企业过的要滋润，中小企业从自身角度不愿意被收购和兼并，多数企业仍在巨变面前徘徊。规划纲要的出台等于明确了中小企业今后发展要么被并购，要么自身发展，要么退出市场，只有三条路可选。但有收购实力的大型公司数量有限，能够被收购的企业也是少数，并不是所有的中小型企业都可以搭上兼并重组的这条船。全国目前13800余家医药商业公司，相信会有大部分企业在此次的规划中名存实亡或彻底消亡。
规划将彻底地改善目前药品零售业的结构，尤其是对于20余万家的零售单店影响巨大，其中个体药店的比例最高，这些单店依靠自身的能力去发展几乎没有可能，只有被大的连锁收购或加盟大的连锁统一管理才会维持发展。连锁企业也将是规划的收益者，如连锁药店积极承接医疗机构药房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批零一体化经营、药品零售企业开展药妆、保健品、医疗器械销售和健康服务等多元化经营，满足群众自我药疗等多方面需求、经营规范的零售连锁企业发展网上药店等。
记者：您刚才提到批零一体化经营，您认为批零一体化会对药品流通市场带来怎样的变革，对已有的快批快配企业造成哪些压力？
耿鸿武：批零一体化提供了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同样的发展机会，在机会的把握和利用中，市场竞争的加剧是难免的。这种竞争是做强做大的竞争，是行业集中度提高过程中生存的竞争，是规模化经营中发展的竞争。因此，批零一体化将会加速快批快配模式的发展，纵向的联合体将成为未来的一种发展模式。快批快配将充当采购、配送的功能，而药店将承担销售和促销的功能，资源的优势互补将是此两类企业自发性的在政策的引导下走到一起。批零一体化对快批快配模式带来冲击，如：采用如何的一体化模式，如何保证一体化的经营运作，如何协调和分配利益，如何保持联合体的长期稳定，如何与连锁经营进行市场竞争等。
记者：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药品流通中间环节过多、层层加价推高了药价”，高药价真的是药品流通环节过多造成的吗？
耿鸿武：流通环节过多导致药价虚高是一个伪命题。举例来说，像OTC的药品流通环节一般有三到四个，但是终端药价还是会比医院的药价低；其实医院的药品现在通过药品招标，两级就能到终端。这也就证明了药价的高低和流通环节的多少必然的联系。反过来说，医疗机构的价格是中标已经规定的了，不论通过多少个环节，医院都是执行的中标价格，如果说这个价格虚高，根本与流通环节没有关系。
真正造成药价虚高的是现行的政策和体系，分析导致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三点：1.15%顺价加价的政策；2.医药不分、管办不分的医疗体系。3、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其中最主要的是顺价加价，药品价格越高，医院获利越多，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健全的状态下，医院更倾向于使用高价药品。
记者：解决药价高的突破口在哪里？
耿鸿武：现在药品定价机制客观上推动了产品价格的走高，要解决药价高的问题，还需从定价机制上想办法。零差价、差别定价也只会扬汤止沸，解决药价高的明的方面，真正的暗礁如果不触及，将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另外药价虚高有时是人们的一种感觉，要客观的看待价，药价高低的参照系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其实被大家疯炒的药价虚高不是老百姓看病贵的唯一原因，看病贵还有药品的使用方面的诸多问题。
记者：为了控制医疗费用、降低患者医疗负担，政府引入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管制医院医生行为，管制医疗服务及药品价格，结果却事与愿违。那么管办不分与政府干预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医药行业价格管制包括哪些措施？
耿鸿武：政府总是要管理医药行业的，关键是管办要分开，不能同时是运动员和裁判。政府可以从宏观政策、宏观方向、宏观调控以及监督检查等方面来管理，不能以管理者的身份同时兼任操办者。比如药物招标，政府自己制定规则，然后政府自己再来招标。招标结束，你爱用不用；如果政府制定了招标规则之后，再由各中间机构来招标，政府来负责监督检查，这样就可以管办分开。管办分开就是将对医疗卫生的行业监管职能和公立医院的举办职能分开，改变管理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局面。
目前各地执行着几种不同的医药价格体系。15%的顺价加价、差别加价、零差价等。其中不论是顺价加价还是差别加价，都只能解决药品明的收入，暗的那部分才是真正抬价的原因，像医生红包等的都是算在暗的那部分的。零差价销售更是看着好看，实际却难以让利于民。一是基药的中标价格明显高于以前的市场供货价格；二是仍然是价格越高越好卖。零差价可以降低老百姓的药费支出，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这是一个误区。可见，目前的三种办法都不能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
药品定价采用成本加成也行不通。首先成本核算就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我国各地成本的巨大差异，导致统一进行成本加成定价难以实施；更何况目前也没有人力进行这样的调查；二是相信企业自报成本一定会抬高成本的构成，而目前的定价往往是企业上报，国家批准。
记者：那什么方法最好呢？
耿鸿武：制定最高零售价。从顺价加价到零差价，再到差别加价，都只是对加成率的管理，而价格本身就是市场中的杠杆，如果把出厂价、加价率、零售价都规定死了，本身就是对市场规律的忽视。建议允许医疗机构在不高于最高零售价格的基础上自主确定销售价，实际的采购价则由医疗机构与药品供应商自主谈判确定。同时允许公立医疗机构合法通过药品收益获得资金补偿，政府不做过多干预，充分利用信息平台，让所有的药品采购在政府统一的采购平台上进行。国家按照医疗机构与供应商的谈判价格对价格进行动态调整，既兼顾药品价格的走低，解决“看病贵”，又保持医疗机构相应的利益，维护医疗机构的发展。
记者：药品招标采购的“安徽模式”以“双信封”制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基础上，降低药价，使百姓从中受惠。但是，在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的具体操作上，也出现了令企业疑惑的“超低价中标”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与“安徽模式”相比， “上海模式”孰优孰劣？
耿鸿武：安徽模式、上海模式都是对我国基本药物招标政策的探索和改革，相信无论是安徽还是上海，出发点都是要解决医改中的“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安徽模式是解决价格虚高的问题，采用先评技术标，再评商务标。技术标评审主要对投标药品质量及质量可靠性指标，实行百分制评标。商务标评标中以最低报价确定中标药品，实行单一货源，即一家产品中标；通过商务标认定的企业应该是相对有实力的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合格的、可以满足老百姓需要的，价格越低越好，而且单一货源承诺解决了只有资格没有数量的问题，可以让企业大胆的降价。
上海模式与安徽模式有很多相同，如低价中标、量价挂钩、单一货源承诺、政府统一结算等等，也有很多不同，如对招标方式中的质量层次、中标数量等方面。但纵观上海模式，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印发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相对的保持了一致，只是在质量分层的区别，使外资药品大举进入。上海模式有上海的特殊条件，相信其他省市按此效仿很难，因为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如此的补贴。
上海模式让人似曾相识，其实质上与非基药集中采购的方法没有多少不同，当我们褒奖上海模式的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对“县级县以上药品集中采购”的曾经种种议论和反对，上海模式的平和也许不会太多的触动现有生产企业的利益，尤其是外资企业，但是根治药价虚高确是不破不立；安徽模式大破未立，其进步意义不容质疑。
记者：最后，请您展望下未来医疗格局？
耿鸿武：目前，国家出台的医改政策，主要分城乡两条线的，其中，城市未来格局是以三级医院和社区医院为主导的两级结构；而农村是以现有的二级医院，公立医院中的县级医院为改革重点，这是第一级，以中心的乡镇卫生所改革为二级的。这样就是未来卫生系统的格局，这就是格局的变化，是新医改带来的最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