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实施方案对制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零售药店、商业医保公司等医药产业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政府用于配套未来3年新医改的8500亿元巨额资金投向之中，与之相关的行业和企业又各能分得几何？
当中国医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大洋彼岸的英国也正在大规模铺开医改。除了采取措施改进医疗服务之外，另一项重要的改革目标就是压缩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在药品方面的支出。而此前美国医改方案的核心之一同样是对药品降价。
看起来，制药商在哪个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亘古不变的挑战首先来自于不断增加的降价压力。此外，研发枯竭、竞争升级、政策变动等一系列因素都在迫使全球制药商们时刻准备应变。
未来的生存之路在哪里？在暂时比我们走得更远的国外药企身上，或许可以找寻蛛丝马迹。
内外交困
礼来，一家拥有130余年历史的老牌制药公司，将在近两年步入产品线的冬天。其数种核心产品的专利将陆续到期，包括今年到期的奥氮平--礼来销量最大的药；2013年到期的盐酸度洛西汀――第二大药。届时如果仍开发不出替代这两大产品的新药，礼来的业绩将会出现雪崩式下滑，营业收入的降幅可能会超过60%。这份来自两年前的预测正在变为现实。礼来公布的2011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当季净利润已同比下滑11%。
大量专利正在或即将到期，由专利保护带来的高收入即将一去不复返。这不是礼来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所有医药巨头们面临的共同难题。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制药业将失去对10多种畅销药品的控制权，与之相关的年收入近500亿美元。
与此同时，新药难产。2000～2008年，全球制药业巨头美国辉瑞公司开发了9种新药，平均成本高达67亿美元――这也不是个案。数据显示，全球制药业每年投入药品开发的经费高达数百亿美元，且年年攀升，但产出却年年败退。2010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批准的新药数目又为历年最少。甚至此前被寄予厚望的两个重磅单抗――罗氏公司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Ocrelizumab和阿斯利康公司的 呼 吸 系 统 抗 病 毒 药 物Motavizumab，也未能获准上市。
当站在制药业里审视制药业的危机时，会发现“重磅炸弹”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依靠个别专利期内拳头产品占领价格高地、获取高额利润的传统商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本身就是投在制药业里的一颗重磅炸弹。
内困如是，外困更迫。前有各国接踵而至的医疗改革，目标无一不在削减成本，尤其是药物成本；后有不断增加的各种政策约束，包括审批体系向重视上市后监管的“渐进式许可”转变、绿色革命带来的环境压力，等等，都在冲击着制药业原有的生存路径。
除此之外，更加透明的世界意味着更广泛的舆论监督。一直以来的调查都显示，制药企业仍不被社会所信任，制药企业对医疗保健专家支付费用的事件近年来屡屡被曝光，很多跨国制药公司都有贿赂医生的负面新闻。去年1月，美国医疗保健业巨头强生公司被美国司法部门起诉，称其曾支付数千万美元的回扣，促使养老院向患者推销更多的强生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及其他药物，该药物被发现会提高老年人的致死风险。而就在强生被起诉的3个月前，辉瑞因商业贿赂被美国司法部门罚款23亿美元，创下美国制药公司罚金之最。
早在2007年普华永道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全球制药行业面临着多种挑战，包括新产品研发的缺乏、财务上的不良表现、销售与市场成本不断增加、法律法规限制越来越严格、企业名誉度下降等。现在看来，当时的问题，今天依然是问题，甚至日趋严峻。这也就意味着，改变一触即发。
机会在药之外
在最近的一本畅销书《一切皆有价》中，美国作者爱德华多?波特如此描述医疗系统的“定价体系”。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通过执行一套指导标准，来确定某种药物或疗法是否应予以报销，预期的每个健康生命的年成本不超过2万英镑就予以批准；除了个别情况，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超过3万英镑的，不予报销。秉承这一逻辑，世界卫生组织给世界各国划定了通用的最低标准：预期的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低于本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认定为很合算；如果健康生命的年成本相当于1~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认定为合算；如果超出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不值得投入。
这种方式有时候显得太残酷，因为它建立在“对生命定价”的基础上，有悖于人们“对生命无价”的看法。因此，当2008年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以超过3万上限的理由，顺理成章地拒绝使用辉瑞制药公司治疗肾癌的新药索坦时，引发的公众抗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最后卫生质量标准署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变通使用。但是实际上，索坦只对其中的大约一半人适用。
如何避免成为公众抗议的矛头所指，现在西方政府采用的新办法是按治疗效果付费，即被证实确有疗效的，医保体系才会对制药公司支付费用。与之相关联的“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一系列付费方式，都旨在降低用药支出，或者说将其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当然，之所以能实现，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在于这些国家多数都是医药分家，即医生只负责开处方，买药需要去药店。这样的制度有效切断了医和药之间的利益链；而对于民众来说，直接给药品买单的是政府和保险公司，相比单薄的个体，这两个主体更有优化政策的动力并兼具谈判的实力。
用药，而不是滥用药――是未来降低医疗成本的方向。由量到质的改变，正在迫使医药巨头们增加思考项目，即如何从单纯的卖药，转向同时提供服务来改善客户体验。这在国外体现得非常明显。
普华永道英国咨询部医药与生命科学行业的合伙人SandyJohnston告诉本报记者，一些制药公司正在走服务创新的路线。比如，制药公司把护理业务包给第三方，当其接到药方时，患者不用自己去买，会直接有护士送药上门，提供“产品+护理”的全套服务。这种模式下，药企的转变就像IBM的转型一样，从提供产品到提供解决方案，公司开发了新的收入来源。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普华永道在最近发布的《医药2020：未来供应链之路您将如何选择》的报告中提出：任何公司一旦选择这种方案，就必须作出重大的文化转变，甚至重组其资产基础，建立一条足以管理巨大供应商网络、敏捷度足以迅速应对无数不同顾客的供应链。此外，当制药公司的主要活动不再取决于构成其基本知识产权的药物时，还意味着税务策略也将发生巨变。
对此，报告的首要建议是：深入了解患者的各种需求。“任何一家公司，如果想走服务创新的路线，还应分析可采用药物治疗的各种疾病的护理途径，包括不同形式治疗方式的临床和经济意义，因为饮食、锻炼、合规支持及咨询亦在治疗许多疾病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看，这不就是服务业的精神吗？
――来自国外药企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