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生物科技行业的总体业绩在2010年有所改善，但是存在于大型、较成熟公司和新兴、初创公司间的资金鸿沟不断扩大，后者持续面临融资困境“虽然生物科技行业的总体业绩在2010年有所改善，但是存在于大型、较成熟公司和新兴、初创公司间的资金鸿沟不断扩大，后者持续面临融资困境。”安永全球生物科技行业主管Glen Giovannetti 在安永主办的《超越边界：2011年全球生物科技行业报告》发布会上如是说。
尽管全球生物科技行业在2010年呈现出稳健的收入和利润增长，连续两年实现全行业总盈利，但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基金变得越来越稀缺，尤其是对于行业中占绝大多数比例、尚处于商业化前期的公司。
据安永亚太区及中国区生命科学业务主管张羿轩介绍：“这些公司对于资金需求甚殷，以支持完成其往往延续数年的药品开发。这一趋势给生物科技公司的传统运作模式带来压力，在未来有可能改变这类公司对研发的投入方式。”
面对欧债危机下的融资困境，Glen Giovannetti建议：“生物科技公司需要创造性地适应当前的环境：提高对可用资金的利用，并且在药品开发过程中尽可能早地向投资者、购买者和监管机构展示其产品的潜在价值。”
融资形势两级分化
经过金融海啸之后，很多生物医药企业的业绩都出现了好转。2010年，加拿大、欧洲和美国公司共募集资金25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前4年募集资金的平均值。在再融资增加的同时，坐落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和美国生物科技行业中心地区的诸多企业创造了丰富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3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尽管融资总额出现反弹。2010年，用于创新的融资却逐渐减少。在美国，成熟、盈利型公司的大型债务融资比2009年增长150%。与之相反，创新资本融资则减少20%。
由于很多创新性的生物医药企业在产品研发的初期并没有利润，而由于监管环境和定价机制的快速改变，对于初创阶段的“种子公司”，投资者的兴趣显然不是那么浓厚。
根据安永的统计，资金走向偏度十分明显。在美国，82.6%的资金流向20%的成熟生物技术公司，比2009年的78.5%有所增长。而位于底部20%的公司仅仅获得0.4%的资金，比2009年的0.6%进一步下降。
据Glen Giovannetti介绍：“成熟的公司能够得到大多数融资，有两种情况：一是其产品已经获利；二是其产品研发到了最后阶段，临床试验可能到了第二、第三阶段，投资人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研发的产品很快就可以进入市场，投资风险相应减少，投资人愿意在他们的产品上进行投资。”
张羿轩认为：“很多大公司需要生物技术公司给他们提供创新，但是这些投资方有时不愿意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一些大公司开始倾向于一些新的投资方式。”
不少大企业对研发有了新的想法——联盟，但非前期支付。根据安永的统计，战略联盟的潜在价值保持强健，总价值高于400亿美元。然而，联盟伙伴给予生物科技公司的预付款降至3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降低37%。
此外，大企业对于生物公司的并购也因为欧债危机而有所放缓，涉及欧美生物科技公司的兼并收购从2009年的58例锐减到2010年的45例，而这些财务交易的总价值保持相对平稳。
政策因素考验创新
对于生物医药企业来说，可用资本减少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它们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寻找和开发药品的时间更加冗长、成本更高、风险更大。而药品的审批数量降至历史低位。与此同时，在药业公司已经实施临床试验之后，监管者要求它们提供额外数据的现象更加普遍，这又增加了药品开发的时间、成本以及风险。
Giovannetti 指出：“世界各地的医疗保健系统都面临着控制成本的持续压力，给创新者的产品价格带来持续的下行压力与不确定性，而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在这一趋势下，生物医药公司需要从单一的新药品生产，转向展示改善健康绩效。”
安永建议，生物医药企业如果还想在日益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保持创新能力，就必须转变原来的研发思路。首先，在以结果为导向的环境中，公司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它们需要证明其产品确实与众不同。因此，需要从开发的最初阶段实施量身定制策略，用以向监管者展示其在效能方面的相对优势，并愿意为购买者提供各种有创造性的定价策略，包括以绩效为基础的定价方式。
在资本层面，公司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筹集、配置资本，开展更加有效的研发。在资本层面，公司在筹集、优化、保管和投资稀缺资本方面需创造性地寻找新的方法，将现有的知识产权货币化。在研制层面，生产面向小众的更具有针对性的产品将会更为有效，这类产品需要进行的试验量较小，竞争压力较低，安全性问题更少。
其次，为了生存，企业还要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为了支持前两个必要条件，管理层需要具备诸多能力：对不断变化的医药政策动态的感知能力，项目管理与绩效考核、衡量价值和沟通价值的能力，以及研发新模型和方法的创造力。
此外，在研发联盟流行的背景下，支持可持续创新还需要生物科技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例如，鼓励建立适应性临床试验和有条件的药物审批制度、围绕健康绩效构建的支付机制、开发吸引生物科技类投资者的激励机制，以及增强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