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国家卫生部等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对基本药物推进情况进行了通报：我国不仅初步建立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同时还通过集中招标采购实现了基本药物价格平均25%的降幅。尽管成绩喜人，但不少业内专家却对其充满了质疑，甚至有国外观点称中国基药制度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速度太快了。而在这种过快的速度之下，我国的基本药物制度也不断暴露出一些潜在问题，特别是牵系着基本药物价格和质量的基药招标更是在经历了一轮“安徽模式”的洗礼后，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基药之罪集中营。
罪状一：目录增补随意
从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开始，基药目录内307种药品“不够用”等问题便一直存在，因此，各地在实施过程中均进行了相应的增补。但在相关的调查中却发现，各地基药增补品种中药品的差异性非常明显，且很多省份的增补品种与当地的疾病谱及经济发展水平均没有严格的相关性，随意地增补基本药物目录成为各地的一个特点。
此外，在执行基药零差率销售后，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运行费用补助迟迟不到位或不充足，基层医疗机构使用基药国家目录品种的积极性下降，致使地方增补品种和非基药的使用比例增加，甚至很多地方还出现了由“增补”演变为“替代”基药国家目录品种的趋势，对此，有专家表示，一旦出现地方增补品种“架空”基药国家目录品种现象，将不利于国家基药制度的推行。
罪状二：高价中标品种销量猛增
在各地的基本药物招标中，每类药品降价的幅度是不同的，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高价中标品种销量猛增，低价中标品种滞销，以往基层医院药品价格大幅低于城市大医院的现象正在发生改变。在基本药物的采购过程中，不同剂型价格越高销量越大。例如，某止痛药有片剂中标价15元，丸剂中标价5.78元，前者销量为后者的24 倍；不同规格价格越高销量越大。比如阿司匹林，中标价格高的产品销量较高，有13元中标的，也有0.64元中标的，最终发现中标价为0.64元的销量为零。
罪状三：“合格假药”
在“安徽模式”带来基本药物的大幅降价之时，便有专家公开表示对低价中标的忧虑，认为“不能将‘低价’作为选药的唯一标准，太高不行，太低也不行，因为‘低价中标’可能产生‘合格的假药’。”而就目前来看，这种担忧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在各地中标的药品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低于其成本价，且存在质量隐患的。
罪状四：“量价挂钩”成空话
作为“安徽模式”的一大特色，“量价挂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药企的低价中标，受其影响，不少药企都走上了以“低价换市场”的道路。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因财政补贴的不到位及对用药情况的错误估计，不少中标品种的用量都呈现出显著下滑的局面，这也使得“量价挂钩”成为空话。
罪证五：药品回扣向基层延伸
基药招标财政补偿的不到位也使得高端医疗机构的药品回扣现象向基层延伸，呈现出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表示，各地推行基本药物制度的过程中，采取了通过增加财政补贴的补偿方式。但“财政能够足额支付医生工资，就能消除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目前的制度设计无法对医生开高价药和过度用药形成制约，实行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付这些打包付费机制才是消除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有效措施。
罪证六：大锅饭弊端显露
基层医疗机构定额定编的时候人员暴增较为普遍，大锅饭弊端显露。某位近期对山西基层医疗市场进行调研医药行业资深人士发现，患者都在往县级以上医院涌，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医患矛盾突出。对此，朱恒鹏认为，在严格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并配套实施了“收支两条线”和“定岗定编定工资标准”制度的地区，可使用的药品数量少和大锅饭导致医疗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罪证七：垄断配送使配送效率降低
在基本药物的配送方面，一些地区采取的“统一配送”培育出了一个甚至数个拥有垄断地位的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企业，而这些拥有垄断地位的配送企业很容易形成效率低下、费用高昂、供给不及时、服务态度及服务质量恶劣等等恶习，影响基药配送的效果。同时，这种选择方式也使各地配送商的选择过程演变成了“回扣”或者政府关系的竞争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