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我国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使得看病人数在增加，用药量也在提高，所以这个市场在不断扩容。”11月1日，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上，中国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表示。
宋瑞霖说，在此背景下，我国将生物医药列为重点发展和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得相应的政策在向生物医药倾斜。因此，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面临一个发展的重大机遇。
不过宋瑞霖也强调，医药政策与相关产业政策之间应该相互关联相互支撑，而不应是一个政策的孤岛。
前景诱人
据介绍，2010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达12523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达23.1%。“十一五”期间比“十五”期间提高了将近4%。
中国医药企业正在逐步从多、小、散、乱、差的局面向集中方向发展，产业整合正在加速进行，同时区域布局不断优化，地域集中度越来越高。
我国研发的一些新药取得了非常喜人的成绩。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氟喹诺酮类（沙星类）抗菌新药盐酸安妥沙星，在“十一五”期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复方丹参滴丸也成功通过了美国FDAⅡ期临床实验。中国的生物医药正在向国际市场冲击。
全球医药市场保持较快增长，国内医药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生物医药成为国家支持的重点。中国新版GMP和药典的实施促进了药品质量的提高。资本市场也越来越关注医药产业。
从全球范围来看，生物医药技术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各国医药产业的创新都在不约而同地向着生物技术方向转化。“预计到2020年，生物技术药物占全部药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有可能超过1/3。那么这个数字确实是非常诱人的。”宋瑞霖说。
此外，大批药品专利的陆续到期，为中国这样以仿制药为主的国家带来了重要机遇；由于开发成本优势，CRO在中国蓬勃发展；中国医药企业的创新意识正在加强。
机遇与挑战并存
虽然前景诱人，但挑战也不少。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未富先老的阶段，一方面给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医改进程造成了极大压力，另一方面也给医药产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药品市场。
而我国制药技术创新能力弱的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研发能力、研发投入以及产业集中度比较低，创新体系仍然有待完善。而从产品结构上看，中国目前仍以仿制药为主，高素质人才比较匮乏。
跨国制药企业采取了新的战略，变得越来越本土化，正在从中高端市场向低端市场转化，这也给中国的医药企业带来了压力。
质量标准的提高对国内制药企业而言是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我国制药企业已经率先开始与国际接轨。当医疗体系还没有真正做到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时候，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已经面临完全的市场竞争。
国家实施的重大专项战略起到了引擎的作用，带动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医药产业，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资本的介入使得整个医药产业的发展速度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风险投资分散了新药开发的风险，有力地支持了新药研发，但是“风险分散的同时也承载了风险”，宋瑞霖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并且提醒各方面，特别是投资商，应该对风险有充分考虑，并提高抗风险能力。
注重政策关联性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我国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使得看病人数在增加，用药量也在提高，医药市场在不断扩容。
国家适时地将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正在向生物医药倾斜，国务院正式将生物医药纳入国家重点扶持的领域。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面临的是一个发展的重大机遇。
宋瑞霖强调，政策之间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而不应当是一个“政策的孤岛”。而这正是我国从事医药研发、生产以及市场开拓的药企所面临的困境。
宋瑞霖说，任何政府在进行医疗改革，降低医疗成本的时候，第一枪一定是射向医药产业，要求药企大幅降价，甚至于降到药企难以承受的地步，从而达到整个社会医疗成本的降低。“一谈到医改，医药产业总觉得不是在医改，是在药改。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研究医药产业发展如何做到医与药相平衡。”
宋瑞霖认为，医药创新一定要关注理念创新。医药创新思路需要变革。科研院所和制药企业的创新特征有所不同。科研院所注重的是单学科的研究，而企业创新注重的是多学科的组合。也就是说，科研院所创新更强调的是一个项目的成功；而企业创新更关注的是一个产品的价值。
令人高兴的是，创新主体正在向企业转移。“产学研一体化把产业放在第一位。这是完全正确的。”宋瑞霖说。
对于理念创新，宋瑞霖说，真正的创新，不仅包含技术层面的创新，更重要的是理念思维方面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不仅仅是企业，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全社会，来源于整个创新体系中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角色都能够容忍，进行反思，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寻求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