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旬内，发改委接连发布涉及《药品差比价规则》、《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实施的相关通知，这些举措被业界普遍视为下一轮价格调整即将到来的先兆。
从发布时间上推断，两个通知应该是发改委对“天价药”问题的一种正面回应。其出发点是为了打击那些制造和销售暴利药的违法行为，挤掉药品费用上的“虚高”成分，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药品价格体系的正常秩序。
这并非近年唯一一次针对药品价格体系出台的规模性政策调整。就广东省而言，该省物价局在过去一年就曾先后5次降低近4000个品种的价格，平均降价幅度为21.5%，累计降价金额达60亿元。一系列的价格监管措施针对的是流通环节的费用，通过加强药品从出厂（口岸）到流通零售环节的价格管理，来达到同一个目的：减少医药流通环节费用，让药品价格回归合理位置。
但有人不禁会问：这样“降”下去真能奏效吗？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李玲的粗略统计，发改委近年对药品最高零售价的调整接近30次之多，但就是“药价频频降，百姓却始终没感觉”。对医药企业而言，日子同样不好过，这场难止的“阵痛”意味着生产和流通层面的利润还会进一步收窄，只要“看病贵”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针对企业发布的一系列“降价令”、“规整令”就不会休止。
反观此次牵动发改委祭出重拳的导火索——由央视率先曝光的“天价药”问题，其调查取证之久及搜集到的有关药品“暴利”情况之详实，证据确凿，把公众焦点顺利转移到药品从出厂到终端之间的“黑箱”操作。只不过，从“利益均沾”向上顺藤摸瓜，得到的结论还是停留在“药”层面的三种不合理：发改委制定的“最高限价”过高、采购部门审定的招标价过高、医院加成15%的价格政策不合理。
充其量，这只能算是“天价药”得以滋生和发展的条件，而非本质原因，若单纯据此“断症下药”，难免会产生“病情反复”，治标不治本的反应。那么，导致“天价药”甚至是廉价药短缺、药品变相涨价等非常态药品问题的真正原因何在？
我认为，药品价格虽然是导致“看病贵”的其中一个环节，却远非最关键的环节。众所周知，由于药品使用的特殊性和临床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负责处方的医生不仅是药品用量需求的主导者，而且也是药品供应的重要把关者，两种角色叠加后，决定了医生位居整场供求博弈的核心位置。
如果从“医”的角度出发，很多问题就能理出个头绪来。两种疗效相同的药品，在“利益均沾”的驱动下，高价药往往要比廉价者更具上量保证，廉价药原本的价格优势反而成为劣势，阻碍了其在药品市场上的推广使用，最后，一批批的廉价药不断让位于利润空间更大的高价药甚至“天价药”。如此一来，不仅导致价廉质优的药品供需失衡，而且医药本身的公益性也荡然无存。
再者，一味强调流通环节的药价加成是“肇事者”，还极有可能挫伤正规的药品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衍生出“变相涨价”、药品摻假等诸多威胁药品质量安全的复杂问题来。
当前，我国85%的医院资源都集中在公立医院里，究其因，后者的逐利机制才是导致药品不合理使用的根源所在，即症结还在“以药养医”尚未破除，公立医院的医疗体制改革尚未到达深刻的转折点。公立医院作为医疗体制改革的主体，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一日分不开，“看病难、看病贵”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转变。
由此看来，倘若加紧完善药品定价机制的政策一再不见明显收效，那就不是药品价格管控力度够不够的问题了，而是有没有其他环节在联动配合。药品定价机制定得再完美，也不及在“医”上多做斟酌来得有益。要解决“天价药”或是“看病难”，光动“药价”还不太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