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当代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实行“四个分开”的方针。即“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这是医改的核心指导思想。
为什么要“医药分开”。怎样才能做到“医药分开”？
总书记是站在体制、机制改革的高度，通过医药分开，铲除以药养医的基础，让公立医院不再逐利而回归公益性，进而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顽疾。
医药分开主要是经济上分开，而不应理解为简单的、表面的“剥离”和“托管”。所谓经济上分开，是要切断两条经济利益链，一是医院靠卖药加成赚钱，维持运转经费的需要；二是医生靠开处方提成、拿回扣，借以弥补医生收入过低的不足。
这两条利益链都导致了医院和医生的逐利行为，扭曲了治病救人的医疗服务的本质，使公立医院变成追逐利润和利益的主体，这是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的体制性原因。
媒体曾曝光的芦笋片出厂价15.5元/瓶，到了患者手里变成213元/瓶，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说是揭开了黑幕，其实许多老百姓并不知道，绝大多数进医院的药品都是雷同的，患者付费比出厂价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这是业内人所共知的规则。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如此。根源不在于哪家医院或哪个医生，而是体制使然。因此必须抓住以药养医体制这个关键问题。只有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滋生“看病贵、看病难”的土壤，才能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结果。
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国医院的药品实际加成率为42%，目前有关部门评审三甲医院的条件中也规定，药费收入的比重占医院总收入限为45%，可见，在目前体制下，不靠药品收入医院是生存不下去的。
那么，不靠“以药养医”谁来养医呢？如何来解决钱的问题呢？答案是清楚的：必须改体制！
最主要途径有两条：
一．加大政府投入
政府是公立医院投入的主体，是医保制度投入的主体。2001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只有1.67万亿元，到2011年我们财政收入已有10.37万亿元！年递增幅度20.04%。把迅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投向民生，包括医疗，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对卫生总投入的增长幅度最低限度不应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也是实现改革成果共享和社会公平的关键措施。节约一点“三公”经费、少搞一点“政绩工程”，把钱多投入到医疗保障中去，这不是一件难事。
二. 简政放权与建立竞争、制约机制
虽然政府是公立医院的投入主体，但他绝不能包养公立医院！无论财政收入的增长多么快，政府都不可能把人民群众的不断提高的医保费用包下来，发达国家尚没有做到，十三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国也很难做到。那么，资金需要和供给之间一定还有缺口，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做到的是，给医疗机构新体制、新机制！只有改革能带来活力、创造力、发展力！
如：推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赋予以院长为首的团队自主经营管理权，鼓励医院之间竞争，鼓励保险机构之间的竞争，鼓励保险与医院之间的制约机制，允许参保人自选保险机构等。
自主经营权和竞争机制、制约机制将会极大地释放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如何通过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让群众更满意并增加收入，医务人员最有发言权！实现让人民群众花较少的钱，享受较好的医疗服务。
现在的问题是还有些同志总是眼睛朝外而不朝内，光喊钱不够而无视放权不够和改革不够，那么即使有再多的钱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诚然，胡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分开”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兵突进是有困难的，离开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的“管办分开”也很难推进“医药分开”，因为主管部门行政权力依然可以扩张，他依然是“总院长”，屁股没有坐正，行为不可能端正。回首二十多年医改历程，有四条学习心得：
1. 体制、机制是核心
2. 公立医院是关键
3. 管办分开是前提
4. 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唯一评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