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在我国长期被看作是法律概念，人们对其的认识也禁锢在法律保护方面。其实，知识产权更多的是一项财产，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就是利用知识产权为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专利案件与普通民事案件的重要区别在于当事人对诉讼更注重经济上的价值评价。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智考虑，在并不轻视法律的基础上，他们更趋向于以适当的时效换取最佳的收益，包括诉讼本身的收益与诉讼外的收益，而和解往往是公正、效率、效益的最佳选择。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一个跨法律、经济、科技等学科的边缘学科，其立足点是法律和经济两方面，通过知识产权经营促进企业各种经济资源和投入要素的有机组合，促使企业资源发挥出最佳整体效用，在诸多策略互动中运用理性博弈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Cefliumi维权或怠权：智者选择
Cefliumi的专利维权也考验着决策者。Cefliumi作为B公司的原研产品，从20世纪90年代上市以来一直是独家品种，直到2005年底国内第一家仿制药企业获得批文。之后，国内仿制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独家地位被颠覆，市场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而B公司拥有Cefliumi的化合物发明专利，国内仿制药无不是侵权产品。摆在B公司决策者面前的抉择：是拎起专利武器维权，与多方侵权者展开多重诉讼或许可谈判，将自己放置于多方博弈的局面中；还是利用国家药品招标政策，韬光隐晦，专心做好自己的专利药市场，暂时放弃对侵权者的打击，让众多侵权者进入市场，通过他们对市场的培育，扩大Cefliumi的市场认知度，共同做大这块“蛋糕”。
在Cefliumi的诉讼策略选择中，B公司的决策者表现出了对博弈规则的精确认识，在策略性互动中作出了理性选择。中国市场巨大，不是一家公司可以垄断的。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创新药物，Cefliumi在临床上的表现需要更多企业参与才能将这个市场做得更大。市场总是竞争与合作相伴、相生，在市场上取得最大利益是每个企业的愿望。与竞争企业非对抗不一定损害自己的利益，相反，如果激烈对抗，在国内相对不规范的药品行业中，可能在未必收获市场份额的同时收获许多负面影响。而在中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体制下，选择诉讼未必是最佳选择。
在Cefliumi知识产权战略选择中，B公司的决策者选择与竞争对手非对抗博弈，即专心做好专利药市场，通过对政府、招标中介机构的反复教育、宣讲，使Cefliumi的化合物专利身份得以确认，专利药招标频频得手。而对Cefliumi普通GMP层次的招标则采取放水养鱼的态度，通过让众多GMP厂家参与市场做大“蛋糕”，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实际上，从2006年其他企业进入市场以来，B公司Cefliumi的市场不但没有被削减，还获得了长足发展。近几年的销售多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销售额已经过亿。
万艾可专利挑战：非理性博弈
正确的知识产权博弈策略选择往往建立在失败的前车之鉴上。B公司知识产权诉讼策略也有失败的教训，最突出的是“万艾可”专利诉讼战略的取舍。美国辉瑞公司“用于治疗阳痿的吡唑并嘧啶酮类”专利于2001年9月19日公告授权，随即国内12家企业联合体于当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2004年7月7日，辉瑞专利被宣告无效。B公司1998年开始进行“万艾可”的研发，2003年取得新药证书，但至今未能获得生产批文。原因在于辉瑞公司以专利复审委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经过两审终审，2008年最后司法裁定驳回专利复审委作出的无效决定。这意味着，国内“万艾可”联盟历时近10年的专利挑战最终失败，国内企业等待10年的“万艾可”春天没有到来。
B公司是这场“万艾可”大战的主力，损失可能也是最大的。回顾博弈过程，失败也许就是策略的选择错误。“万艾可”巨大的市场吸引众多博弈者，但在博弈的策略选择上应该不是唯一的。就专利战略来说，挑战专利是最直接的对抗，当然也是风险最大的。选择寻求专利许可，与专利权人合作，率先跳出联盟队伍，摆脱多方博弈的诉讼泥潭，也许是最佳选择。“万艾可”专利保护一直被视为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试金石，甚至成为中美贸易的谈判筹码。在这种非纯粹专利纠纷事件中，如果仍然按照纯粹专利纠纷处理，而不考虑游戏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游戏规则背后的因素，不及时调整策略，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其实，在这场博弈中，辉瑞公司也不是最终和最大的赢家。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辉瑞公司将太多精力用在和国内企业的较量上，忽视了其他跨国企业的乘虚而入。2003年，辉瑞公司生产的蓝色药片“万艾可”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仅为1亿元人民币，只占该公司全部营业额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在“万艾可”专利诉讼热火朝天之际，德国拜耳医药的治疗男性ED药物“艾力达”、美国礼来公司新一代ED治疗药“希爱力”也陆续抢摊中国市场，形成口服ED药物三足鼎立之势，这也是辉瑞没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