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近代管理史，人们更多的是在谈西方的管理科学和日式管理科学，由于中国的积贫积弱，连像样的企业都没有，更谈不上管理科学了，只是到了现在，由于中国的崛起，才造就了一些谈不上有世界品牌的企业，由于管理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中国的企业家们于是加入了学习企业管理的队伍中来，但他们并不知道该学什么，什么才是管理自己企业的灵丹妙药，于是一大堆管理大师的著作摆在了书架上，无论谈话和论坛，都是什么德鲁克、彼得、泰勒、法约尔、松下幸之助等等的西方和日本的管理理论。但真正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并不得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企业的沦落，很多所谓的商业精英和学者都片面的归结到制度的原因，这固然或许有一些道理，但细细推究，由于丧失诚信和没有企业伦理而倒掉的企业与制度有何关系，就是在没落和腐朽的封建社会也没有丧失诚信，也有戒欺的企业伦理精神，我们的商业祖先范蠡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三次将财富散还于民，用信义当上了文财神，这与制度有关吗？显然关系不是很大。
我们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摈弃其实是对我们企业家伤害最大的事情，我们的企业家在没有祖宗传承的做人做事的古训和哲学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他们没有自觉的形成一整共同的价值观体系，没有一个清晰明朗的哲学信念，所以每个人就是一个信仰个体，每个人都认为是自己神，中国的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企业家看似很虔诚的去学习管理科学和别人的管理经验，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在他们内心深处其实还是自以为是，所以在中国很难出现管理大师，所谓的管理大师也是做企业还可以并且有一定管理理论研究的企业家们，我们在研究国外的管理思想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日式的，其实他的理论来源都是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哲学思想是世界管理学的源头活水。
无论是德鲁克的任务、责任、实践的管理理论，还是波特的差异竞争论，还是哈默尔的核心竞争力 ，还是明茨伯格的战略和经理人角色及科特的领导与变革，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些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而已，这些手段和方法，其实在浩淼的中国传统哲学中都能找到与他们几乎一致的管理理论。
西方管理学家所论述的管理的实质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内圣外王”的哲学之道。管理对于人而言无外乎就是：“管好自己和管好别人”，对于企业这个组织而言就是“能形成产业，对外成王称霸，成为某一领域的引领者”，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和“外王”。西方用了一大堆词语解释什么是管理，可我们的老祖宗就用四个字就把管理解释清楚了，这四个字就是“修己”和“安人”。西方管理学者用一大堆词汇来论述企业愿景，其实我们的古人也用四个字把它说的很清楚，这四个字就是“内圣”和“外王”。想一想，做企业能达到内圣外王这个愿景，这个企业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而西方管理学者论述的实现管理过程的各种理论。其实一部四书里的《大学》就已概括了他们的全部。实现”内圣”和“外王”的管理最终目标，西方管理大师认为要定战略，清晰任务，明确责任，重视实践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其实我们的古圣先贤在《大学》里论述的更加具体和详细，《大学》把如何实现“内圣外王”明确的提出了“三要素”、和“八个纲领”。《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们从中可总结出管理要做到“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这个三要素”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八个纲领。这“三要素”和“八个纲领”与西方管理大师的管理理论异曲同工，甚至比他们论述的更科学，一个企业和企业家必须要做到明德、亲民和达到止于至善，做到这三点，这个企业才能基业长青，才能受人尊重，这个企业家才能成为企业家。明德是企业家自身和所属员工必须践行的做人和做事原则，亲民是一个企业成功的基础，止于至善是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是一个企业生存的根本，是一个企业终极目标。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八个纲领其实就是管理的全过程。无论是德鲁克，还是讲核心竞争力的哈默尔只是从管理企业的实际层面进行论述罢了。
格物是穷究事物的道理，只有仔细研究和分析事务的本质，找出规律，然后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穷究事物的道理之后，才能获得广泛的知识，有更透彻的了解，才能致知。格物致知的功夫做得好，对于是非、善恶有更明确的判断力，知道其合理性所在，才能够择善固执，而且很有信心，才能做到诚意。诚意对管理很重要。企业管理的关键是正心，惟有心正，才能管好员工，管好企业，只有心正，才能不受各种外界和内在不良东西的侵蚀，才能坚守诚信和目标，才能起到示范和带动效应。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和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到没有人监督和检差仍能严格要求自己，达到管理自己的最高境界“慎独”的状态。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身就达到了管理的“修己”的最高境界。“内圣”的过程就基本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属于“安人”的范畴。管理的过程和要务其实就是修己安人，做到内圣外王。西方的管理学主要论述的也就是企业家和员工如何做到“内圣”的管理手段和企业如何在市场上“为王”的方法，而“三要素”及“八纲领”从管理的哲学层面已论述的比较全面了。
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指出：“领导做出榜样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当领导在出勤方面做出榜样时，谁也不敢迟到；当领导积极地、勇敢地、忘我的工作时，职工也将效法他，以他为榜样。如果他擅长此道，会使他感到工作的乐趣。”这只是“八纲领”里的修身的简单论述。日式管理的代表人物松下幸之助认为，经营者要以身作则地处理事情，本身要最早上班，并工作到最晚，做大家的模范，这比什么都重要。与其为了考虑员工的想法而伤脑筋，倒不如自己一心一意的工作，这种态度会感动周围的人，这是感应。这其实也是“八纲领”正心的部分，“日本式管理”正是吸取了儒家的“正人正己”思想并成功的转化为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管理效果。
在中国洋洋洒洒的的传统哲学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兵法墨，其实都对如何达到内圣和外王之道的论述，西方和日本的管理学也是围绕这个命题而论述的，只不过是西方和日本式管理更具体的指出了企业这个组织而言，中国的哲学是针对统治和治理国家而言罢了，我们盲目崇拜和学习外国管理时，不妨回过头来学习一下中国哲学思想，因为西方和日式管理的哲学源头就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我们不能在管理的道路上舍本求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