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承前启后的一年，注定将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时间轴上不可忽略的坐标。
在自2009年启动的三年医改周期内，公立医院改革围绕“管办分开”及“政事分开”主题已经进行了多地域、多模式的探索与尝试，2012年内或将形成系统的改革方案；而“医药分开”改革目标及清晰时间表在2012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提出，也勾勒出公立医院改革在全新的四年医改周期中的行进主线。
序言
预约挂号、双向转诊、“绿色就诊通道”，诸如此类的制度设计在2012年前层出不穷，但由于未能触及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体制改革，均未能在三年医改周期中激起太大的波澜。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改革始于“管办分开”及“政事分开”的试点工作。
关于管办分开的内涵，行业内已经摆脱了最初阶段的争议，基本形成“监管与举办两种行政职能分开”的共识。尽管因行政隶属关系原因，医管局的“第三方”身份属性饱受质疑，但以“医管局”为主体的制度设计仍被业内公认为实现管办分开目标的可行路径。医管局与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具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卫生行政部门主要承担发展规划、资格准入、规范标准、服务监管等行业管理职能，而医管局则立足于公立医院具体事务的微观运作，比如对医院的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和医疗服务行为等进行监督。
政事分开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管办分开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其本质是对医管局职能进行二次分割。政事分开的推进过程是与公立医院“去行政化”的改革同步进行的，公立医院获得独立法人地位，同时公立医院院长不再承担行政职务，而通过医管局聘任或委任取得“职业经理人”资格。
以北京市门头沟医院为例，其于2010年与北京凤凰联合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合作，采取近似“托管”模式进行改革，改革的核心即在于建立全新的法人治理结构：医管局向医院派驻监事会，监督和检查医院的事务，同时保证医院的公益性方向；医管局与凤凰集团共同组建理事会，行使医院重大事项决策权；凤凰集团向医院派出管理团队，负责医院的微观事务运作。
客观地讲，公立医院改革关于“管办分开”和“政事分开”的探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大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能否形成一套系统的、可供大规模推广的制度模型，或将成为考量公立医院改革在2012年所取得成就的一项重要指标。
引擎
1月5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争取‘十二五’期间在全系统稳妥有序地革除以药补医弊端”的公立医院改革目标，并提出“今年300个试点县先行推开，力争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的清晰时间表。自此，以“医药分开”为主题的公立医院改革战役正式打响。
关于公立医院医药分开的制度设计在行业内已有多种方案，显然最终规划将形成“组合拳”式的方案搭配。
一、遵循“以医养医”的思路，调整医院及医务人员的收入结构。利用价格杠杆，提高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大型医疗设备检查费用除外），降低药品价格，并切实执行“取消15%药品加成”政策，寻找二者之间可接受的平衡状态。同时，进一步落实药事服务费制度，根据公立医院前三年的平均药事服务成本，测算出固定费用（与开药量无关）。
二、遵循“财政养医”的思路，对全额投入方案进行修正，仅在合理范围内补给公立医院的开支。以北京市目前明确界定的“政策六项投入”为例，财政全面负担的费用只包括医院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离退休人员经费、公共卫生服务和政策性亏损等六项核心费用。
三、利用医保支付方式变革“倒逼”公立医院改变目前过分倚赖药品收入的现状。医保目前按项目收费的方式为过度医疗、过度用药预留了操作的空间，而在转变为“包干式”的按病种付费等支付方式后，公立医院对超出定额部分费用须自行补齐，能够对医疗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这一方案被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及，且为多数业内专家所认可。事实上，《关于开展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与《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等规章在2011年已经陆续出台，包括北京在内的40个城市也已被列入首批医保付费方式改革的试点地区。
四、直接将药房从公立医院剥离，交由零售药店“托管”。这或将成为改革方案中一个新的亮点——零售药店首次在制度层面被赋予医药分业的承接主体资格。尽管“药房托管”模式在多地试点中被赋予“失败”的评价，但从商务部对于医改方案的建议来看，仍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医保全新大药房总经理李庆福日前刚刚参加商务部调研会议，据其透露，商务部已经制定医院药房剥离方案并已上报国务院医改小组，同时，针对大型零售连锁药店的药学服务能力的实地调研也已经展开。
节奏
从正常的逻辑思考，上述方案的组合式规划已经具备割断医药纠葛的可行性。但关联医疗行业的特殊现状，则显得无力维系。真正羁绊医药分业历程的根源并不在于15%的药品加成，而在于已经被定义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不斩断这条利益链条，医药分开将永远成为一个伪命题。
卫生部已于2011年12月26日公布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医疗机构从业人员“不得收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生产、销售企业或人员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提成”。这一看似孤立的部门规章，如果被置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大环境之下，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这一规章得以有效施行，医药分开的进程将极大缩短。
另一行业现状在于相对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这也是被业内专家反复提及的外部环境问题。李克强副总理曾强调公立医院改革须遵循“上下联动、内增活力、外加推力”的原则，其中“外加推力”则主要指能否形成多种所有制形态的竞争格局，这也将成为影响公立医院改革进程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公立医院改革方向明确后，各试点单位的创新模式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尤其是作为医药分开试点地区的北京市，尽管最终方案尚未出台，但基本方向已经日渐清晰。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另一问题逐渐显露。
一则，试点城市的改革方案具有一定的个性化，容易形成“水土不服”的后果；二则，改革的重心放置于县级医院，这种针对“微循环”状况的改革模式，存在向上延伸遇阻的危险；三则，国务院医改小组成员间的思路存在不统一的情形，卫生部的视角主要置于医疗系统内部，商务部更倾向于借力流通企业，发改委则有意利用价格调控机制，并纷纷开始实地调研工作。由是，一种能够反映集体成员意志，且能够形成自上而下实施效果的顶层制度设计也亟需出台，它将直接影响医药分开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