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实行多年，但“看病难，看病贵”仍广受大众诟病，根源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医药不分的体制下，传统的招标只招的是“入场券”，而医生的处方权决定了病人最终使用的药品种类和数量；而简单的医药分开，医院、医生的收入得不到合理补偿，将会出现医院积极性不强、医生怠工，最终导致病人“看病难”。笔者试图从香港高薪养廉找到借鉴，在“医药分开”前提下，形成高薪养医，政府补贴的新补偿机制，同时辅以廉政建设保障，实现政府小投入，撬动公众大利益，解决医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当前药品价格久降不下，确实存在一些客观原因：一是医院财政投入不足。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指出，目前政府投入约占医院收入的10％。甚至有些地方公立医院也需要通过“资金自筹”来扩建大型基建项目。药品收入是医院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因此，医院没有药品降价的动力。二是医生“阳光收入”不足。目前，绝大多数主治以上医师的正常收入每月不超过4000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收入已突破每月3500元，与具有职称的医师“阳光收入”相当。正因如此，一些医生才会去拿红包，吃回扣，多用药，用贵药，通过“转移支付”，将“灰色收入”视为“合理补偿”。
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就必须实行“医药分开”，让医生的处方权不与药品经济利益挂钩，同时，还需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为医院提供正常的运行经费，提高医护工作者的阳光收入。
经济学者汪丁丁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为了使医师遵守其希波拉底誓言，就应该使他获得与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航空公司之所以给飞行员高薪，主要是为了乘客安全，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同理，我们之所以给医院补贴，让医生获得高薪，也是想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来养家糊口。
以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薪酬为例，他们形成了一种“高薪养廉”的保障机制，公务员实行常任制和高薪制，工作稳定而优厚。同时，香港的廉政公署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效地威慑了贪腐分子。香港廉署成立30多年来，调查案件超过7万件。通过打击曾被认为是“灰色地带”和“润滑剂”的商业潜规则，廉署使香港商界认识到，没有“回扣”的商业环境同样可以赚大钱，而且全社会都可因之节省成本。
因此，政府投入高薪辅以廉政建设，是解决公共医疗服务的较好方式。施行“高薪养医”，同时辅以必要的廉政建设，并有效利用各种监察手段（如电子病历、电子处方检查等），改变与医生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局面，建立相应的惩罚制度，增强对医生寻租等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大廉政建设对医生的威慑强度，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其不当行为，从而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笔者认为其产生的效果如下：
一是规范“公益化”，还病人权益。
通过“高薪养医”，处方费的一半由政府“买单”，另一半由患者支付，使医生获得与其职业相当的收入。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技术服务收费，规范了医院“公益化”运行。让“阳光收入”成为收入的主导，化“暗箱操作”为透明交易，没有 “大处方”和不透明的“回扣”，使药品采购和用量按照市场实际需求，采购疗效较好、价格合理的药品，而不是价格又贵、疗效一般的“公关药”，还病人合理健康用药权益。
二是增政府投入，降公共损失。
通过高薪养医，政府补贴，看似政府的投入增加了，公众在为医院的投入和医生的高薪买单。然而，政府对医院和医生的这部分投入，要低于原来的灰色收入，因为加强监管情况下，这部分投入的“阳光化”，会让医院和医生放弃不当手段获取灰色收入，这部分灰色收入，又只是公众因“用错药，买贵药”而损失的社会公众利益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可以说，是政府的小投入换来公众的大回报，政府也将是最终的受益者。
“高薪养医”是一种补偿机制的矫正。这种补偿是将政府的小投入撬动了公众利益的大节省。但“高薪养医”的具体落实是一项十分复杂而重要的工作，不仅需要适度提高对医院的投入和医生的收入以满足其合理需求，而且也需要监察部门提供有力保障，增强廉政建设，完善医药相关制度建设及提高队伍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