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协和医院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又迎来了原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因去年底毅然走出体制自由执业的微博名人张强医生也决定把这里作为第二执业地点——离开业还有近半年，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人才名单星光闪耀。
饶是如此，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自己主办的首届“医界领袖和意见领袖沙龙”上，首席执行官（CEO）辛树林仍然遭到关于其人才储备的追问——除了上海交大系旗下12家公立医院的支撑，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能否招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
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确能化解燃眉之急，然而现任上海沃德医疗中心首席血管专家的张强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并不看好未触及体制变革的多点执业，未来的方向还是自由执业。毋庸讳言的是，高端医疗发展最亟需的顶尖医疗人才，或许正是最不愿意脱离体制的群体。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惟医改的深化而不能。
供需错配
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是不争的事实。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2012年，协和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和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的“出走”成为震动医疗界的大事。2012年底又一位著名血管外科专家张强医生走出体制，今年6月于莺辞职。
他们逃离公立医院的原因，远非简单的高薪诱惑，而是日益看到了体制的弊端。
于莺就曾说过，航母式的大型医院，最终会让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为炮灰。而类似协和这样的顶级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背后，是基层医疗体系的孱弱乃至萎缩，患者就诊的倒金字塔结构难以得到扭转。
而于莺反对过于重视SCI论文的评判体系，也在医生同行中多有共鸣。先她一步离开的协和同事朱岩自述“更喜欢给病人看病”，然而公立医疗体系内，医生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医疗技术服务，还要看在学术圈的地位，朱岩觉得这些“很虚”。
更多的医生反映，公立医院要把很多精力用于为“创收”而开药、应付医患纠纷，并不能全副身心考虑如何治疗。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和CCU（冠心病监护病房）工作十多年的张晓东、从上海三甲医院妇产科离开加入朱岩团队的马蕾等，纷纷无奈递交辞呈。
不过毋庸讳言的是，这些尚且年轻的出走医生与高端医疗的人才需求并不完全匹配。由于医疗资源的错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患者无法分流，医疗技术最精湛的医生始终集中于三甲医院；并且由于公立医疗体系内部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标准，这些人也必然资历较深年龄不小，已逐渐享受到体制的红利。
以“非典型医生”这一ID活跃于微博上的广东省广医一院医师张子谦，近日作出一个诙谐形象的比喻：“对于体制内的医护而言，中国医界无异于A股市场：由于进场时间先后有别，目前来说，50岁以上的，基本是体制受益者，中盈。40-50岁的，小盈。30-40岁的，保本。23-30岁的，巨亏。”
由此不难理解高端医疗招人不易。2012年已届66周岁的胡大一，早已过了医师的黄金年龄，他离开公立医院的象征意义远比不上年富力强的张强医生。张强医生一直梦想拥有自己的医疗团队，自由执业是必由之路——显然，他是一个难以复制的特例。
多点执业仅是权宜之计
尚未开业，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已经商谈好与上海交通大学旗下的12家附属医院开展合作，每家选取1-2个专长科室，将顶尖医生派至医学中心开展诊疗，比如血液心脏类就选瑞金医院。
新医改正在力推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为上述合作提供了基础，但这不可避免地对公立医院形成竞争之势；而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方面也证实，诊疗业务收入的相当部分，要分别补偿给前来多点执业的医师和他们第一执业地点的医院。
事实上，按照上海市政府的有关部署，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将被剥离进入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和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以人员、品牌、技术输出等形式，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医，但一贯强势的三甲医院们对此不无微辞，而医师多点执业更使这一决策变了味——有关专家担心，上海所谓的剥离特需，搞不好或变成公立大学开设二级学院的方式。
张强认为，多点执业是一种不彻底的改良方式，它没有根除附着于公立医疗体制的身份管理及其相应福利，多点执业的医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未来的方向还是自由执业”。
早两年跳出体制、并因民营医院不守信而卷入诉讼的著名心血管专家周乐今透露，他6月下旬到广州讲学，了解到广东省正在针对医生“多点执业”进行布置。这表明“官方认为只有先搞好‘多点执业’，才可能最终迈向‘自由执业’”，周乐今在微博上坦陈己见：“这恰恰说明要打破垄断，前路仍很漫长！”
曾有10年科主任经历的张强同时表示，他不太看好医疗机构之间的科室合作，以往这方面的尝试并不太成功，如果相互配合不好还会有很多隐患。
显然，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最初的运营模式，很多还具有阶段性的特征。高端医疗要获得发展，并与公立医疗体系各司其职共享天下，有赖于改革的深化，打破后者的垄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