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0多万注册医师的自由执业之路，仍然漫长曲折。
这从决策层的纠结态度就可见一斑——7月2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在深圳召开有关全国医师自由执业的讨论会。这是中央部委层面首次就医师自由执业问题专门开会研讨。
然而，尽管微博上传来呼声，希望这个关乎医师群体历史命运的会议，能够邀请在职医师公开参会讨论，但有关方面仍然选择了关门论道，会场也不对媒体开放。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措辞仍显谨慎。在讨论会召开之前，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曾在视察广东期间谈到相关问题，其所用的表述是“多点自由执业”，当时，正值深圳市筹备推开医师“多点自由执业”试点。
7月30日，卫计委官方网站挂出了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答记者问，其中出现的字眼仍然是“多点执业”。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有关表述也是“推进医师多点执业”。
不容否认的是，“自由执业”与“多点执业”其实有天壤之别。自由执业意味着医师摆脱了公立医院的身份管制，可以与医疗机构建立真正平等的契约关系；而多点执业意味着医师仍然是拥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公家人”，其与医疗机构之间仍然是雇佣关系。
曾在2010年离开体制去民营医院任职的心血管专家周乐今，在其微博上形象地表示：“多点执业”不是“自由执业”——只不过是圈养的羊可到另一个圈里吃草而已。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中心主任朱恒鹏评价，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医师自由执业，而多点执业只是过渡性措施。
上述纠结与矛盾也体现在深圳市的改革实践中。尽管是全国走得最快的城市，深圳出台的相关文件名也没有直接提出自由执业，而是把两者并称，提出《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的实施细则》。
“这反映了一种审慎和现实的态度。”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广东省东莞市东华医院院长李镜波在深圳直接向卫计委主任李斌提了这一条建议，但是官方文件毕竟也要考虑稳妥。
朱恒鹏指出，医师自由执业涉及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一下子改变现有格局不太可能，可以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离退休医师和在职医师按照现行制度支付待遇，但新人一律采用合同制，通过人员的自然更迭逐步取消国有事业单位编制。
同样意在推动医师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医疗资源的更合理配置，浙江省温州市曾采取了另外一种尝试——对于跳槽民营医院之后又回流的公立医院在编医生，温州打算通过简易程序恢复他们的事业单位身份。
浙江省医改办人士曾向本报记者坦率表示，这只是一个过渡办法，最终要实现从对人的身份管理过渡到岗位和资格管理。
可见，除了多点执业，通往自由执业之路也存在其它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