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树强，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SARS防治专病医院副总指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务委员。代表性科研项目：综合医院岗位绩效评价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代表性学术论文：《新医改形势下公立医院开展岗位管理的探讨》、《现代医院治理结构探索》、《创新医院管理 推动公立医院科学发展》等。
熟悉许树强院长的人，会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标签和符号：1998年全国抗洪模范、2003年抗击非典的全国领军人物、仁心仁术的杏林高手、成绩卓然的医院管理者。
然而，无论是被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授予“中央保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荣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还是在团中央“十五大”召开期间，在中南海受到党的最高领导人亲切接见，许树强和大多数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一样，习惯于保持一颗平淡和执着的心，将外在的荣誉转化成最质朴的内驱力。从业26年，他一直践行职业赋予的崇高信念和神圣职责。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许树强进入中日友好医院内科，期间，许树强一共经历了3次重要的身份转变。从身先士卒战斗在临床第一线的主任医师，到精于人才管理和继续教育的副院长，再到精心打造名医、名科、名院品牌的院长，许树强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走来，没有半点浮夸。
作为卫生部直属的两家医院之一，近10年来，年轻的中日友好医院在许树强的领导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全国首家无假日门诊、北京十佳医院、全国百家医院等。“近年来，医院非常重视两方面工作的完善，一是医院营销，另一个是缓解老百姓看病贵问题。”拥有16年医院管理实战经验的许树强告诉记者。
“就医院营销问题而言，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下，医院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扩大医疗人群，必须拓展我们的医疗市场，提高医院的知名度。中日友好医院因此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形成强有力的组织进行这项工作。顺势而为，医院成立了全国最大的社区医疗中心——望京社区医疗中心，通过纵向发展，提升门诊量，打造服务品牌；为解决“看病贵”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从2003年开始，严格控制单病种费用，成为北京地区名列前茅的控费标兵。”许树强介绍。
在新的医疗大环境下，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中日友好医院在进一步探索更有利于医院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符合医疗改革大方向的模式。许树强认为，宏观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微观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医院管理的问题也很重要。“抓医院体系建设，可能比改革医院更重要。”许树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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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改革思维
医药经济报：中日友好医院在公立医院改革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与您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足以看到您在医院管理和医改方面有很多实践经验，也总结了很多理论成果，您是如何看待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取得的成绩、问题和接下去的走向？
许树强：2009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新医改意见，我们启动新一轮医改。新医改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为老百姓提供更满意、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医改走过的这四五年，应该说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绩，但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尤其是我们目前的思维还是一种“手电筒思维”，指哪打哪，哪痛治哪，缺乏一个整体改革的思路。
特别是在公立医院的改革中，抓体系建设，抓住医院建设发展的根本，这比抓医院改革更重要。尤其现阶段，公立医院需要通过精细化管理，通过自身的完善，来解决患者看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我一直不断地强调医院体系建设的“5个体系，2个抓手”。包括打“诚信牌”——服务体系，“安全牌”——质量体系，“集约型”经济管理体系，以及人才体系和技创新体系的建设。第一抓手是紧密围绕患者安全，围绕患者安全抓质量和医疗服务体系；第二抓手是紧密围绕信息技术的发展，用信息技术提升医院的自身管理和能力水平，同时提升医院的精细化水平和安全保障。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对信息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但对患者安全认识还有欠缺。当下，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和医改中，应该特别强调患者安全、安全至上。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考——医疗服务体系应如何能更加有利于患者，更加有助于和国际接轨，真正解决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医药经济报：关于体系建设方面，您能给我们举一些典型的例子吗？
许树强：我举一个关于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的例子。其实从我们医院也可以看到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公立医院的医疗设备大部分都是进口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国家不具备生产这类高端设备的能力，而是我们在医疗科技创新方面的思考还不够，联合协作还不够。如果我们大胆地思考和创新，就能为国家GDP的提高，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尤其是生物科学的发展给予很好的推动。
近期，我去了一趟美国休斯顿的医疗城（54家医院组成的医疗城），期间在考察当地一家天主教医院的临床医学研究所时让我感受很深。与我们国内的研究所主要集中搞基础的生理、病例不同，美国的此类机构的研究项目与临床结合得非常紧密。当地医院的一位骨科医生在临床做体位检查时，发现器械给患者固定体位时不能达到理想的检查效果。研究所收到反馈后，马上组织相关人员讨论与设计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以适应临床需求。同时，这种研究因为是行业共通的，还可以卖给其他医院实现经济价值。
这个例子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上面所强调的创新思维，当它上升到体系层面时，就会对整个医疗行业的医院管理起到推动作用。
混合制不适合产权改制
医药经济报：在我国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大背景下，作为经济学博士后，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趋势的优劣？在产权机构治理方面您有怎样的看法？
许树强：这是我刚才讲的几个体系建设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经常说，经济靠单一体是不可能发展的，或者说一个行业如果是垄断行业，是没有办法得到快速发展。不同的经济体或股份制进入之后，对行业肯定会起到推动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更深层次的医改中，不同所有制、不同的产权结构进入到医疗行业是必然趋势。
我的看法是，在没有理清所有制、产权的问题时，简单地考虑治理结构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如果涉及到不同的投资方、不同的股份或者不同的产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就十分重要。
最近，很多国有企业像华润、国药在收购、兼并一些公立医院。我认为，这尽管是一种模式、方法的探索，但不见得就是中国公立医院改革很好的方式，尤其是部分收购公立医院这种形式。因为医院和企业的属性不同，很难评估和判断一家医院的价值，这样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我个人不是很主张这种混合制改制。当然，如果全部收购，那就另当别论。
医药经济报：支付控费已成为全球趋势，您怎么看待中国现有的控费模式？
许树强：付费方式解决的是经济方式和患者治疗安全的平衡点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支付方式改革比较滞后。尽管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付费方式，但是整个国家层面的推进速度还是很慢的。在今后医改当中，应该加紧行进的脚步。
目前世界上通行的5类支付方式，综合起来也就是两大类：后付费制和预付制。预付制是世界趋势，有总额预付、按项目付费（DRGs）等。每一种支付方式都有它的优势，也会衍生相应的问题，这是肯定的。比如，按项目付费最大的问题显然是催生了过度医疗，如果能综合运用5种方式则能更好地扬长避短。
目前适合中国国情的支付方式是DRGs，尤其是对住院患者的支付效果比较好。但是为什么谈总额预付比较多呢？因为简单。如果没有病案系统、ICD9等这样的形式，推行DRGs非常难。
中医应走广泛发展道路
医药经济报：中日友好医院是中西医并重的医院，中医在创新和科技发展中，您有什么经验？
许树强：中日友好医院共有68个科室，其中有13个中医科室，400张中医或者叫中西医结合床位。
医院的中西医结合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解决了中西医可以坐到一起，一起讨论疑难重症的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疗法和自然疗法，与现代西医都要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能不能面对面坐到一起。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健康问题又是共通的。中日友好医院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二，我们还遇到了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中医发展的趋向问题。实际上，如果在我们这样的综合医院，从纯经济角度来看，医院的运营主要依赖西医的收入，中医的收入份额很小、药占比也低。尽管国务院对扶植中医发展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但是真正在医疗机构落地时还有很多实际困难。
前两天，我们到贵州的金沙县中医院考察发现，医院副主任级别以上的中医诊疗服务费中，针灸是5元、按摩师十分钟20元。虽然比北京收费还高一些，但是明显还是能感到价格和价值严重不对等。所以，我们医院一直在思索如何将中医的扶植政策落地，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
第三，我们医院一直在探索将中医放在一个大健康的层面中去拓展发展道路，仅仅将中医局限在“治未病”的狭隘观念上显然是不够的，是会受挫的。当然这个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