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一直得不到解题，一直纠结在服务价格上，总是认为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是价格在作祟。因此人们在“调整服务价格，取消药品加成和降低检查价格以及加大政府投入”做文章。这种策略看似很美好，而事实上，医改5年了，能做到什么呢？习总书记有句硬话：“衡量干部的好与差就看他能不能办实事”，换言之，衡量医改的成功与否，要看我们的政府做到了什么。
今年也许我们的焦点集中在服务价格的上，服务价格表面上看是一次或一种服务的价格，实际上，包含了所有卫生经济学、行政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的范畴。比如说，国家卫计委正在制定《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希望能够借此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各地制定和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对公立医院既要合理把控总体规模，确定千人口公立医院床位数，作为约束性指标；又要控制公立医院单体规模，纠正盲目扩张的趋向。这项工作是谁做呢？显然市场是不会做也不能做。
又譬如，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中提到：“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严禁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奖金、工资等收入与药品、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那么医护人员的薪酬水平又如何制定呢？显然现在医院那种“无依无靠”的自我经营的做法行不通，要靠政府来“调节”。
再譬如，同样是2014年工作重点中提出：“……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已贷款或集资购买的大型设备原则上由政府回购，回购有困难的限期降低价格。价格调整政策要与医保支付政策相衔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地区要制订价格调整的具体方案，明确时间表并组织实施。”谁来化债，谁来完成呢？依然是政府。
再回答当我们提高的医疗服务价格能弥补原药品加成收入吗？什么样的价格调整机制对公立医院来说是正确的？调整之后医保怎么办？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之后，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是否真正实现了？无疑不是民众和医护人员所关注的焦点。在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也提出“评价院长的最核心指标是看他对政府意志的实现程度，要看医院公益性的实现程度。对于评价医生来说，一定要摈弃拿技术性工作来单独评价医生的标准。”那么政府的意志是什么呢？
人们很直观地认为取消药品15%加成患者的费用就下降了，这是政府的意志？然而，假如我们公立医院依然在市场上奔跑的，所有的服务价格都是一种计划性定价的，那医院何以为继？须知，医院很多管理支出都没有成本核算的，如：质控、感控、护理、信息化、药事管理和人才培养、房屋修缮、供气供暖供水、公共事件等等都由药品加成、大型检查和过度医疗覆盖了。如果取消药品加成，调高服务收费，政府补偿不到位，这些支出何以开支？从患者身上抠？这显然不是政府的意志。
就中国现状而言，大部分民众觉得医疗费用确实不低，倘若没有医保，至少70%的人会因病致贫！有现在的医保水平，到底有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呢？我们当前的费用结构一定有问题。现在医院之所以活得下来，不是靠人，而是机器和创造医疗服务。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思考：40年医龄的和5年的所创造的医院收入差异有多大？
目前所有试点的单位服务价格调整不足以弥补15%药品加成的损失，那是我们只看到皮毛并未看到问题的实质和实际的运转。医院远远没有达到人工成本支出占60%（我希望的比率），香港医院人工成本支出占80%。
我们可以从美国两组数据对比一下：2009年美国医疗支出占GDP17.6%，人均$8160，预计2018达20%，人均$13100；2006年医卫从业人员1370万人，2016年将达1900万人，也就是9个职位中有1人在医疗领域。对比一下我们，惊呆！
我不能估计我们医改的结果如何，但如果我们依然“蒙”在鼓里，不正视政府的责任，医疗的市场价格远远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现在理想很丰满：在政府不投入的情况下，费用要下降，服务要宾馆化和人性化。如果按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支出结构的话，有两种结果：若保持现在的服务水平，费用将大幅度增长；若保持现在的费用水平，服务将大幅度减少。目前医院的利润是基于医生护士低成本的基础上通过机器和药品高进价、高加成获得的。假如医生的真正价值合理了，不再通过总收入减总支出体现奖金，这时医院一定难以为继！说白了，医院要发展没有医生的过度“开单”，医院靠什么能活？这时是不是需要政府维持呢？
医改需要智慧，不需要情绪！不管哪一种体制，政府责任要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