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钱医治”“付钱才治”等医疗现象曾深深刺痛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所以，“先看病后付费”一经亮相即引起广泛关注，并赢得一片“点赞”。然而，这项旨在解决患者就医难的措施，却在现实中遭遇尴尬。逃单欠费者频频出现，云南骨科医院经营院仅上个月逃费欠费50万元，医院表示“压力山大”。(9月1日新华网)
必须肯定，“先看病后收费”是惠民生的一大好事，至于出现变味，不能全部怪病人成老赖，更不能因为出现部分的逃单而否定这一政策。“先看病后付费”是一把双刃剑，惠及民生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总的来说对病人是利多弊少，甚至是医院公益化的回归的最好体现。
当前“先看病后收费”的市场运行模式成“鸡肋”，实质上是因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管理职能的制定者，对这一政策的完整性缺乏统一考量，对后续配套政策没有科学性的保障，对患者的制度效用没有刚性约束，致使机制不通畅，利害双方出现金钱、道德、司法上的博弈，让好的政策走入“契约困境”。笔者认为，为更好地执行这一政策，需要尽快在医改顶层设计上通盘考虑，建立健全个人道德诚信体系、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以及公共服务管理体系三个配套政策。
一是建立健全和完善个人道德诚信体系。社会诚信体系作为一种以社会诚信制度为核心的维护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正常秩序和促进诚信的社会机制，是一项政府推动下全社会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个人道德诚信体系作为社会诚信体系的一部分，需要得到强有力的推行。这既是保障市场主体行为畅通无阻的推进器，也是制约失信失德的利器。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先看病后收费赖账的人，司法应该介入，如此让“逃单”失去信用的人付出更加高昂的“失信成本”。
二是建立从国家及社会层面完善医疗保障体制和社会救助体制。生命第一位，无论患者是否有可能赖账，作为医院，作为医生，救人是本职，任何关于逃单的批评都能理解，但是任何关于以逃单为借口拒绝为病人治疗的做法都遭人唾弃。事实上，“患者逃费”或有难言之隐，如果患者的医保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医药费，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患者能够得到较高比例和额度的报销，或者说现行的医院医药费不出现离谱的高昂，一般的患者也不至于让“看病付钱”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成为难以启齿的柔弱。不难知道“先看病后付费”一个基本的制度前提，是实现医院从和病人结算转成了医保系统结算，这需要成熟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固然我们不奢望“全民公费医疗”一蹴而就，但也理应给予公民遐想的空间。
三是建立司法保障公平优先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先看病后付费”的博弈，背后是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滞后，对于患者产生的巨额医药费用，不应让患者和医院自己扛，政府有义务承担这笔费用，从其他国家来看，各国医疗欠费的解决均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医保政策在如何填补逃费缺口、如何应对特殊患者以及重大疾病方面，依然捉襟见肘。从行政伦理上来讲，一套科学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发挥政府财政和社会保障和公益基金的多重叠加效应，完全可以解决“逃单”问题。
总之，任何改革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任何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好的苗头，但绝不能就此而报以怀疑。契约自由原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博弈中，政府、医院、患者我三者关系中，政府应该在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维护好医院的合法权益，发挥政府职能，充当医院和患者的润滑剂，构建“医患两相宜”的医患关系，让“先看病后付费”新型付费模式在荆棘中开花结果，芬芳每一位百姓。(吴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