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医大师表彰会日前落幕。30位国医大师中，年龄最大的102岁，年龄最小的68岁，从事中医临床或中药工作均50年以上。两届评选的60名国医大师，已经逝去11名。在这些国医大师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医药传承的危机和困局。
《宪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但在现实中，中西医结合变成西医“一边倒”，中西医结合一点，中医消灭一点。而中西医并重，并没有“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西医人员的比例很能说明问题。根据调查，1949年，全国中医27.6万名，西医8.7万名。2013年末，全国执业(助理)医师279.5万名，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39.8万名。究其原因，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有效地保护中医药，有些甚至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不少国医大师走的是师带徒的路子，如果依照《执业医师法》，不要说是成为名医大师，就连获得行医资格都很难。中医本在民间，15万名民间中医依然面临着非法行医的窘境。
国医大师的成长，离不开适宜的“土壤”和“气候”。而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同样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几千年来，炮制药材和制作丸散膏丹是中医的一项基本技能。然而，目前自制丸散膏丹的越来越少，许多偏方、验方、单方失传。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做出了修改，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删去，侵犯的犯罪客体变成“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该罪从结果犯变成了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了该行为，即使没有严重危害健康也构成犯罪。治病救人的良药未经批准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难逃“假药”的罪名。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水污染了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句话发人深思。
没有全面有效的法律保护，中医药别说发展，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必须从立法入手，依法保护中医药的健康发展。中医药立法的思路，应坚持“废立并举”。我国现行有关中医药的法律有《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行政法规有《中药品种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药条例》等。只有《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和《中医药条例》是专门针对中医药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只是层次低、分散、针对性不强，关键是中医西管、中药西治，让牧师来管和尚，就像要求楚辞和周易符合英语语法一样。适用于西医药的法律不仅保护不了中医药，反而束缚了中医药的发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不废不立，破旧才能立新，希望“恶法亦法”成为过去，让“恶法”难逃“非法”的结局。期待着良法善治能为中医药发展松开绑绳，为解决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式解决办法。
中医药法立法1983年首次提出，距今已30年。如今《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立改废释并举”。重新审视《中医药法》正其时，让这部中医人翘首期盼的法律能够照亮中医药发展的路，让岐黄之术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