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安徽模式”之中，“关门”的基本药物目录经过“增补”已然被消解；“收支两条线”这个造成基层积极性丧失、服务量锐减的政策已开始松动；“双信封”招标制度饱受诟病，且未在9月的增补中实行，改动似乎也是必然；只余下“零差率”还没有回调的迹象，但就芜湖市三甲医院所推行的方式来看，其本质还是政府主导的“二次议价”。可以说，“安徽模式”实际上已经瓦解。

 困 “关门”政策面临困局按照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我国实行基本药物制度，是为了保证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服务，解决基层医疗资源匮乏，民众个人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甚至是降低药品价格，分流患者到基层卫生机构就医，降低居民药品费用负担，缓解医药费用增长，改变“以药养医”现象。但事实上，这与WHO最初构建的基本药物制度并不吻合，WHO的重点在于药物的“可及性”，并主要针对存在药品短缺的欠发达国家。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药品产能过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以药养医”体制下形成的“药价虚高”和“不合理用药”等问题。

因此，在实际的调研中，安徽省并没有实现其卫生厅所说的“四降一升”态势，相反，安徽省芜湖县最好的镇中心卫生院陶辛镇卫生院的相关数据显示，自2010年开始试点之后其月门诊人次数急剧下降。这并不是特例，而是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实行了“关门”的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用药受到限制，导致看病不方便；另一方面，“零差率”和“收支两条线”的执行，使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人员的收入水平下降，且其收入与个人工作能力及工作量关系不大，因此基层的卫生院由往日的想尽办法多收治病人变成不愿承担任何风险，而把病人转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就诊。

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强调，基本药物制度是“地板政策”，即最基本的保底保障。但在具体实施时，中国却将其理解成“天花板政策”，即在社区基层只能使用基药目录内药物，不能使用基药以外的药物。显而易见，基本药物制度的“关门”政策是在其用药权限之上设置“天花板”。不过其形成也是因为在基药制度实施之前便备受争议的基本药物目录、招标采购主体和支付方式等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因此，基药制度的推行不可能不采用“关门”政策，因为如果不将基层医疗机构的用药仅限于基药，基药必因无利可图而遭弃用。

变  弃用改革路径被重拾2012年伊始，随着“安徽模式”的逐步瓦解，基药目录调整、招标采购主体改变、支付方式改革等新的改革措施纷纷提上日程，三年之前未获采用的改革路径也随之逐渐被重新拾起。事实上，为应对“关门”政策，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版）》公布之后，各省份就纷纷推出了“增补”目录，其中，安徽增补了277个品种，上海增补了381种药物，增补目录的体量超过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本身；而政治地位特殊的北京则根本就没有执行“关门”政策。2011年9月，安徽省下发《关于巩固完善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意见》，在原有的基本药物目录1154个品规之外“增配”总数5488个品规后，卫生部药政司对“关门”政策的坚持也随之被打破。

而在“零差率”方面，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能从药品加成获得收入，所以依赖于财政补偿。但在“安徽模式”中，财政补偿采取的是“收支两条线”的方式。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陷入“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导致医务人员积极性丧失，推诿病人的现象严重。同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力不足难以给予补偿，也引发了种种问题。在安徽芜湖，因为财政无法负担对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药品收入的补偿，“收支两条线”并未推行，而是实行了与上海“闵行模式”相类似的“二次议价”，医院用药的成本价与其销售价有20%的差距，医院的收入还是来自药品，并非真正的“零差率”。同时，其招标主体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的芜湖市药品医用耗材管理中心组织招标。

政策调整同样发生在上海。自2012年起，上海市的基本药物招标从卫生系统划归到医保部门，医保部门成为了招标主体。上海医保部门将通过招标实现医保药物的“同城同价”，同时，在医保的中标价之下，允许医疗机构通过“量价挂钩”与供应商“二次议价”，其间的差额用于补偿医院。此外，上海在2012年还将全面实行“总额预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