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医疗资源中，医生是最重要和最宝贵的资源。尽管医疗技术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许多诊断和治疗设备、手段已取代人的工作，但鉴于人体本身的复杂性、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医生的作用无法被取代。人们之所以挤在三甲医院就诊，主要还是为了得到那里医生的优质服务。

服务优质还需优价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人均寿命有了显著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也相应不断增长。而医疗技术的发展和提高，老龄化疾病的复杂多样化，都对医生的教育训练和治疗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发达国家，一个医生首先需要接受大学四年本科教育，再经过五年医学院的学习和实习，一些专科医生还要经过好几年的临床实习。我国医学院也增加了从本科开始的八年教育培养制度。一个优秀的医生还需要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和持续的业务进修。

鉴于生命和健康的重要性，应当由最优秀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医生的工作。因此，考虑到培养一个医生人才需要投入的时间和费用，考虑到医生职业本身面临的挑战、风险和责任，考虑到需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医生工作岗位需要得到非常优越的经济补偿和社会尊重。在发达国家中，医生的收入处于专业人士的顶端，远高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地位又与收入紧密联系。因此，医生在发达国家中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职业。

我们不仅应当考虑医生的收入水平，还要考虑医生的收入方式，即收入与服务之间的联系。例如，教师是一种脑力劳动、专业化强的职业，要与人（教育对象）打交道。教师一般都是学校的职员，其收入方式主要是工资。尽管工资可以与教师本身的教学水平、年资、教育训练程度、工作量挂钩，但是收入与教师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之间无法保持紧密联系。许多工作量的变化是无法通过收入来反映的，如果对教师实行计件工资制，那么可以预见教师会有动力提供数量更多的、可能并不必需的教育。因此，对教师实行工资制，加上考虑工作量等因素的奖励，是一种比较符合教育领域特点的收入分配方式。

医疗服务具有一些与教育不同的特点。与一个教师面对一个班学生不同，医生与病人之间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服务。因此，医生收入更适合采取计件制而非工资制，不然医生缺乏多接收病人的动力。当然，计件的计算单位可以是不同的形式，可以是每一次服务，也可以是按服务人数、月数来计算。鉴于医疗服务本身的复杂性，衡量医疗质量具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医疗质量不仅是客观的治疗效果，还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医生的服务态度、与病人的沟通等主观因素。医疗服务质量高的医生会吸引更多的病人前来看病，因此计件工资不仅能够衡量服务数量，同时数量的多少本身也包含了质量的因素。

由于医疗信息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分布不对称，医生需要作为病人的代理人来承担推荐治疗方案的任务。当对医生采取计件工资时，计件本身包含的内容特别重要。如果医生的收入不仅来自本身提供的医疗服务，而且还来自病人的用药和检查的话，医生便有可能诱导病人使用昂贵的和非必需的医疗项目。因此，我们需要将医生的收入限定在医疗服务本身，与药品和检查的收入划分开来。

我国目前对医生服务本身的补偿严重不足，从而使得医生的收入必须通过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医疗服务的定价水平严重偏低，加上医生收入补偿方式采取工资制，使得医生收入与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之间缺乏密切联系。如果将医生收入与医疗服务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就会导致基层医疗机构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医生。

管办分离强化制约

是否能够保证医生在收入上得到足够的经济激励，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通常情况是，对一部分住院医生采取医院雇佣制，而对大多数医生采取个体或团体就业制度。当医生本身是自己的老板时，其收入与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之间紧密联系。同时，当医生不是医院的雇员时，医院的药品和检查收入就不再与医生的收入相联系。

医生的就业制度不仅与医生的收入方式有关，而且与如何有效使用医生这种最宝贵的医疗资源密切相关。只有当医生不再是某一个医疗机构的私有财产时，才能最有效地使用医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因此，当我们在考虑各项医改措施时，必须重视对医生的收入补偿方式和就业制度的研究，这方面改革的滞后将会制约其他医改措施的推进。

医生收入补偿方式和就业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改革，涉及许多方面。在目前我国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这方面的改革面临着许多挑战。

首先，公立医院应获得人事自主权，将医生不再作为公务人员或准公务人员（事业单位人员）来管理。这需要彻底的管办分离，而且需要公立医院治理方式的改革，使得医院成为一个自主性的实体。

其次，医疗服务价格也需要进行调整，以解决目前服务价格严重低于成本的情况。

最后，大多数医生本身应当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实体，只有这样，医生的收入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在这些条件满足之前，可以尝试过渡性的办法，即允许一部分有条件的医院，用服务收入来决定医生的收入水平。对于那些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来说，由于政府资助只占医院收入的很小一部分，这些医院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医生的收入问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必须有一定的外部监督手段，来避免这些医院继续以药补医。

鉴于医疗本身的一些特点，大家会担心，医生自主权的扩大、医生收入与其劳动的紧密联系是否会造成医生过强的创收动力，诱导医疗消费，从而导致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

任何事物确实都有两面性。医生收入和权力的扩大，需要有相应的制约条件。在此方面，医疗支付方，主要是医疗保险方的制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医疗保险、甚至全民医疗保险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情况下，会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制约力量。同时，在医疗价格的制定上，政府、医保和消费者也要发挥积极的制约作用。医生之间本身的竞争也将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最后，政府在提供信息方面需要发挥重要的领导和引导作用，来引导医疗消费和鼓励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