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据说“当前307个品种的基本药物已经被实践证明难以满足群众用药的需要，与医疗机构和公众的实际期望还有较大距离”。于是，调整增扩基药目录紧锣密鼓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专家们也跟着论证其必要性、紧迫性。实际上，不管是对医疗机构还是公众用药期望而言，仅靠目录上的基药，“难以满足，还有较大距离”，是很正常的。
中国是世界上政府制定各种药物目录种类最多的国家。基药、基层医疗机构、城镇基本医保、城镇职工医保、公费医疗、干部用药报销等等，均有不同的用药目录。除国家卫生部、劳动保障部门制定的国家统一目录外，省一级政府部门甚至地方政府，根据不同的医保筹资和报销水平，在全国统一基药的目录上均增加了不少品种的药物，存在不同的目录。如果考虑各地卫生、医保等部门的各种药品目录中增加扩大的药物，应该说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已经基本上满足了医疗机构和不同人群的用药需要。
有人说，“实行基本药物目录制度是新医改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新医改的成败”。这种说法显然高估了一个药物目录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与偏差，往往导致通过行政审批反复折腾药品目录、深度参与药品招标等现象的出现，这也是被一些业内人士诟病为“医改成了药改，药改成了‘基改’，‘基改’成了改目录与降药价”的原因。顾名思议，医改的成败，关键在于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难道这还有什么异议吗？
据笔者所知，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基本药物”，其目录上的药品是政府或社会组织免费提供给困难人群的；欧洲发达国家、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没有“基本药物”概念，而实行“国家药物”政策。其“国家药物目录”或报销价格，与政府医保的药物目录并无二致；参与制订或与医疗机构谈判该目录的，除卫生行政部门，还有政府和商业医保机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自己的国家药物政策，有自己的特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多次制定基本药物目录，最早的一个版本甚至可以追溯到1981年，1992年中央政府还专门成立过国家基本药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其权威性与执行力不比今天差。
基本药物目录的制订或修订，属国家部门的行政审批范围，极容易滋生权力滥用或腐败。毋庸讳言，以往每一次涉入此类目录修订，都有不少人进京跑部，或花巨资委托第三方公关。进国家药物目录、进省级目录的花费，都能觅到潜规则的影子，甚至还有行规，这只要在业内一打听就清楚了，无需多说，有的人也心知肚明。但此种灰色地带的花费，不是最终还是要加到明码药价里去的么？过去，我们已有不少教训，每次修订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职工医保目录——这两者大同小异，调研评审，几上几下，会内会外，请的还都是同一批专家，国家财政部门每次都投入数百万元经费，同时，在某些药企公关人员“众星捧月”般的环境里，“幸福”了多少官员与医药专家？
在无数光环的笼罩下，“基药”的制定与实施承担了特别矛盾与艰辛的重任。307种基药至少要独自抗击医药、医疗两个行业的趋利、牟利的本质，承受随时被抛弃、舍弃的无奈；“基药”的产销、使用，被当成了医改政绩上的几个闪光点，这难免有不能承受之重。
任何与国家相关的“药物政策”，其实施都需要有个相对稳定期，不能朝令夕改，需要有连续性。特别是与“药物目录”增补相关，涉及方方面面，涉及市场、药企、医保、财政，涉及中央与地方，行政审批的权力宜分散下放，不宜过多上收与集中。因为，减少行政审批，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改革的方向。
当前，在医药领域，特别是在基药方面，还有更多紧要的事要做。比如低价药（其中大部分是基药）质量问题、在城镇医疗机构中基药的消失、药企因成本高药价过低而停产断供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有效办法加以解决。如果“基本药物”在实际使用和保供上是一个“断尾目录”，即使国家基药的目录扩展至600个品种也未必是个有效的办法——笔者想数学最差的人也算得出来，假如一半低价有效的基药在市场和医疗机构中消失，不是还只有300种么？
在无数光环的笼罩下，“基药”的制定与实施承担了特别矛盾与艰辛的重任。任何与国家相关的“药物政策”，其实施都需要有个相对稳定期，不能朝令夕改。特别是与“药物目录”增补相关，涉及方方面面，行政审批的权力宜分散下放，不宜过多上收与集中。
朱幼棣（学者／作家，原为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现为中国扶贫协会副会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