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日益高昂，监管日益严格，药企同时还在承担着降药价的主要责任，如果不提升研发能力，中小药企的生存空间将日益狭窄，泻定胶囊、舒秘胶囊和复方地巴唑氢氯噻嗪胶囊，这是在搜索引擎中能查到的为数不多的有关于福州辰星药业的资料。这家一年能生产10亿颗胶囊的港资公司，以中成药制剂为主，并不在医药行业中竞争激烈、价格拼杀严重的队列之中。

　　“中小型药厂的经营难度越来越大”，辰星药业的负责人余先生告诉《新商务周刊》记者。专注于几个畅销品种的他们，也受到了成本提升所带来的利润率下降的影响，目前的利润降到了10%左右。

　　不仅中小药企，知名药企也改靠其他途径赚钱，而不是药品本身。日前，江西江中制药集团对外宣布将进军白酒市场，而云南白药(000538,股吧)今年前三季度仅白药牙膏的收入就达到12亿，同比增长约40%，日化产品成为其主要利润来源。

　　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很多企业对于药品GMP高标准所带来的成本抬升应付不及，动辄5000万以上的投入极大挤压了这些药企的生存空间。”北大纵横医药合伙人史立臣告诉记者。

　　而以前的中小药企，走的都是以规模换利润的发展模式。

　　成本的困扰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大众的用药需求不断增长，这为医药制造行业带来了福音，但随着行业市场化的推进，国内的医药制造行业呈现出低层次的竞争格局：很多企业在控制产品质量方面有非常大的问题，散、乱、差的现象比比皆是，加之对近年来药价虚高的不满，有关部门由此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力图将这个关系到民众健康的产业扶上正轨。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版）（以下简称“药品GMP”）已于2011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国家发改委也发出通知，从今年10月8日起调整部分抗肿瘤、免疫和血液类等药品最高零售限价，共涉及95个品种、200多个代表剂型规格，平均降幅为17%。

　　对于大型医药企业来说，政策的出台使得生产标准相应提高，其中包括硬件设施、生产流水线、质量体系以及员工素质等等，但对于中小型医药生产企业来说，药品GMP的标准带来了成本的大幅上升，一些没有资金与研发优势的企业陷入被收购甚至倒闭的困境。

　　辰星药业其实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受到过一次冲击。1993年，受益于国家鼓励招商引资的政策导向，这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成立，初创的前八年，一直是利用梅峰制药厂的生产线进行委托加工，但到了2001年的时候，出于规范药品生产的目的，当时的医药GMP要求制药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和厂房，这迫使辰星药业进行了重组。“我们当时没有独立的生产基地，政策规定不允许有厂中厂，必须要有独立的厂房。”余先生说，为了让企业生存下去，他们不得已放弃企业股权，变成了一家港资企业。

　　2006年，时值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制造假药“亮菌甲素注射液”的假原料二甘醇，这使得国家更加严格地要求制药企业对采购回来的所有原料都要进行检验，辰星制药也不例外，他们自费购买了大量的检测仪器对自己所使用的原料进行全检，这极大增加了制药的成本。

　　2012年4月15日，央视 《每周质量报告》曝光了浙江“毒胶囊”事件，又一次让众多药企感受到新的压力。“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药厂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为此有关部门相应修订了政策，对医药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成本又增加了。”一家生产临床药品的企业主告诉记者。

　　“检验需要用到大量的特殊材料，包括原料的纸盒、胶囊等等，有些设备很昂贵，这本是原料供应商应该为我们提供，最后却让我们自己来出这笔费用。况且原料商的药品已经检验过了，但有关部门却要求我们还要拉回来重新检验一遍，这也给我们增加了工作量，最终成本的上升还是要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去的。”余先生认为，这些应该由胶囊制造厂家来负责任，而现在他们下游药厂却也要对这些原料进行质量鉴定。

　　药价的困惑

　　另一方面，药厂也在承担着降药价的责任。针对看病贵问题，发改委今年10月8日再次对药品价格进行降价调整，自1998年以来这已经是第29次了。但是，由于药品招标实施的是最低价中标政策，每一次降价后，一些常用药，因招标价低，企业无利可图而停产，或换个包装规格再次销售重新申报价格，形成新的高价药，制药企业的药品一次次随着发改委的降价政策“华丽转身，再造升级”。

　　目前通过医院的销售药品占整个药品销售的70%，而药店、门诊仅占30%。“药品价格调整主要是为了解决药品虚高的现象，应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它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药品价格虚高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医生拿了不该拿的处方费，有时一盒一百元的药品，医生拿到的处方费高达三十元甚至四十元，医生拿了不该拿的钱，就可能受到利益驱动，不用便宜的药而用贵的药，这直接增加了患者的负担。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理应杜绝掉，但是很多情况下大家都视而不见。”余先生说。

　　“现在制药企业的人力成本、研发成本很高，药品价格受到层层挤压，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虽然说现在的老百姓觉得一些药品的价格很高，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药品都是这样的。”一家药厂的区域经理左先生对《新商务周刊》的记者表示，执行降价令以后,许多厂家实在做不起某些廉价药了。劳动成本的升高与银行贷款利息的普遍上浮使得资金成本大幅度增加，而这些都会转化为产品成本。原料、人工、资金成本大幅度增加后，如果药品没有合理的空间，那么必然会导致很多企业靠牺牲药品质量来降低生产成本。

　　“两票制”难题

　　为了减少流通环节的层层盘剥，解决药价虚高问题，部分省市开始试行“两票制”的药品采购方式。2009年9月，福建省先后出台了《药品集中采购生产企业投标资质认定及管理办法》、《药品集中采购药品配送企业资质认定及管理办法》和《药品集中采购药品配送监督管理办法》三个文件，明确规定将贯彻“两票制”。所谓两票制指的是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

　　2010年发生的“芦笋片”事件将药价虚高的问题再次推向了舆论高点，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披露，一种由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芦笋片”出厂价为15.5元，湖南某医药公司以出厂价购入后以30〜40元的价格销售给了唯楚医药公司，毛利高达1倍，唯楚医药公司转手将其以185.22元的价格挂在采购网上，医院采购后顺加15％，以物价部门限定的最高销售价213元的价格销售给患者。最大的利润产生在医药配送公司到医院这一环节，药品“升值”140〜150元。

　　“药品每经过一级商业公司，就加一次价，层层加价后，到了患者手里时，价格就提高了很多。”一家医药流通企业的负责人周先生告诉记者，两票制有助于加强政府对经销商的管理，但也增大了医药流通的难度。

　　对于医药生产企业来说，两票制也让他们的选择权相应减小，这将增加制药企业的成本压力。对于辰星药业来说，他们原本与一家广东的医药公司关系不错，这家公司是辰星的产品代理，可以通过广东的公司将自己的药品卖到广西，但由于两票制的实行，他们必须直接和广西当地的医药公司进行联系，这对于像他们这样没有庞大销售队伍的中小药企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自主研发定生死

　　此外，国内药品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少、创新能力弱的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已久的难题，“这也许并不仅仅是企业研发资源匮乏的问题，而是连续十几年的国内形势造成的。”史立臣表示，国内的医药行业市场化以后，从1998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基本是不进行研发的，销售才是他们的业务重心，有销售就有利润。但随着竞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企业开始考虑到研发，但这种研发仅仅是换剂型或是增减处方中药的成分数量，而审批不严格，换个包装就能把它批作新药。这造成了企业对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不注重。“美国的一个新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可能要十几年，中国哪有那么长时间去搞这些事。研发是有风险的，投入未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广州医药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菊妍表示，现在大多数药企的研发投入只占到销售额的1%~2%,为数不多的创新性企业如恒瑞医药(600276,股吧)、先声药业等能达到7%~8%,只有个别企业能达到10%。横向对比，跨国制药公司绝大多数研发投入比例为年销售收入的15%~20%。即便是同以仿制为主的印度制药公司,研发投入的比例也接近年销售收入的10%。

　　左利营认为，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对医药企业来说，国家的扶持基本上是从资金方面进行的，但这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十二五规划的大背景下，国家明确表示要扶持大型企业，鼓励兼并与收购，对中小企业来说，挑战可能更为严峻。

　　“葵花药业、扬子江药业之前都是规模非常小的企业，但现在发展得却非常好，而像乌苏里江药业在90年代的销售额就能达到10多亿，彼时的葵花药业只有几千万，现在的乌苏里江几乎被人遗忘。”史立臣认为，中小企业内在的因素才是他们发展的动力，一个企业的管理能体现出他们的内涵，即使没有好产品，但是他们团队的内生能力很强，内部组织效率很高，能够迅速解决眼前问题。

　　面对国家政策的变化，史立臣认为中小型药企能做的可能只有三点。首先，在营销模式上有突破性的创新，因为药品的同质化生产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其次，内部管理能力需要提升；最后，将研发投入落到实处，而不仅是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