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晏耀斌

“他们和拿刀抢人没有区别！”痛斥药价高，以“改革派”示人的周望军，在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的位置上，有钱必收，也为包括医药企业在内的诸多企业，在价格上提供了便利，但“办成的事他都忘了，没办的事却记得很清楚”。周望军等人落马后，舆论认为价格改革有了较大推进。

周涉案数百万，有望于近期宣判。

“价格判官”，涉嫌曾直接收受黄金

钓鱼台宾馆与国家发改委之间，有一家叫做山水立方的茶楼。或许这家茶楼老板至今不知道，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曾经多次在这里“受贿、打牌”，继而完成了“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本报记者独家获悉，1966年出生的周望军，从2003年到案发，涉嫌在任职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政策法规处处长、副司长期间，围绕着“定价”为众多药企的药品，少降价或者提价提供便利。

接近案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生性豪爽的周望军基本有求必应，送钱即收。“按照周望军的说法，事情是否办好不知道，但他对没办好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预计2016年年初即将宣判的周望军案件则反映了有号称“天下第一司”的价格司，在调价问题上缺乏透明和监督的任性。而价格司的窝案同时又暴露了以前在国家发改委这个封闭的大院里不断上演“同僚相互照应心照不宣”的秘密。

帮助药企调整药价

自2004年起，周望军开始担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并分管政策法规处、价格调控处、医药价格处和综合处等部门。在此期间，周望军涉嫌帮助诸多药企在调价上提供帮助获取好处。

有关人士介绍，我国的药品定价绝大部分通过市场定价，归口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定价的主要是两种：一是医保目录药品价格的审批；二是麻醉品、毒品等等特殊药品的价格审批。

两者申报的程序基本相似，即企业有新药上市，则通过省发改局、物价局等部门向国家发改委打报告。

如果药品要纳入医保目录，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会将报告放入药品价格评价中心进行评审，然后根据意见进行定价。

除申报之外，在价格司还有一种单独定价机制。所谓药品单独定价就是根据2001年国家计委（发改委的前身）发布的《关于单独定价药品价格制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企业生产经营列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药品，因其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明显优于或治疗周期和治疗费用明显低于其他企业同种药品、且不适宜按《政府定价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一般性比价关系定价的，可以申请单独定价药品。

业界认为，这其中存在较大水分。在药品价格改革倒逼下，一些企业则向周望军行贿获得药品提价或者“少降价”。相关人士介绍，安徽一医药集团董事长朱某，为获得产品价格扶持，涉嫌多次、累计向周望军行贿20余万元。而贵州某制药企业为了达到一款主导药品“少降价”，其董事长张某则得到了周望军的帮助，为此张亲自送给了周望军近20万元的感谢费。

接近案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凡是办成的事情，周望军都不记得，而那些没办成的事情，周望军都记得。“无论办成还是没办成，只要有人送钱，周望军都会照单全收。”

知情人士透露，经人介绍香港某公司负责人严某第一次见到周望军后，就送了他1万美元。“公司研发了一种治疗小儿咳嗽的药，但药品成本很高，如果降价，企业就死了，希望能够获得到单独定价资格。”

按照业内说法，单独定价则意味着价格远远高于同类药品价格。2015年4月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显示，第一轮基药招标的某类药品目录里，西安某药厂只改变了剂型，用途、服用次数均没有改变，但价格就比普通胶囊高出22倍。

之后，周望军找到价格司医药处获得的答案是，单独定价已经暂停。时值2012年前后，严某先后送给周望军3万美元。“广东的习惯就是什么也不说，爱发红包。”在周看来，这3万美元只是红包而已。

没有办成单独定价的还有一家安徽药企，该公司号称研发了一种感冒特效药，成本高，需要单独定价。不过，该公司董事长先后送了周望军十几万元之后，事情并没有办成。

但对于群众抱怨药价高，周望军在任时，曾公开指出问题出在“以药养医”的机制上。2006年底，发改委曾宣布对99种药进行降价，但不久之后，媒体即发现不少药品“旧药换新瓶”，在变更包装、名称等后，价格不降反涨。

2005年，黑龙江哈尔滨爆出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后，时任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痛斥道：“他们和拿刀抢人没有区别！”他还曾就医疗收费问题多次撰文，细致呈现背后所存在的问题。

曾以60元的烟叫穷

在落马前，周望军和他所在的价格司一样，始终毁誉参半。而周望军等人的落马，则证实了不少公众此前猜疑，也揭开了价格司及其任职官员背后一面。

若从绝对数据上看，价格司能参与定价的商品仅占全社会不到5%。历经30多年价格改革之后,中国实现了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主导，但这5%的存在，能决定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成本和水平。

2008年11月，在中国价格改革30周年之际，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曾发表署名文章称，必须始终把促进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必须始终把统筹兼顾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篇文章中，曹长庆说，“价格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物与物的价格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因此，推进价格改革，必须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公开报道显示，曹长庆在一次闲聊时，曾指责说，中国的银行各种收费几千项，一年收费3000亿~4000亿元，比利息都高，有些该，但有些不该收，“我们找银监会清理收费项目，人家都不理睬，打电话也不接，去人也不见面，这是什么做派？”

因为公众议论“六部门管一头猪”，周望军曾公开细致回应：六个部门管一头猪就是生猪从生产到消费，吃到老百姓嘴里所经过的环节：养殖环节属于农业部门管；生猪养殖好了送到屠宰厂定点屠宰是商务部门管的；屠宰之后要检疫这个猪肉是否合格，是质检部门管的；猪肉到了超市后，是不是短斤缺两等，是工商部门管的；价格是价格部门管的；对生猪的储备政策补贴是财政部门管的。“这确实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头猪不是那么好管的。”

公开资料显示，1987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系的周望军，在任时就价格改革问题曾多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并撰写了《价格传导问题综述及量化分析》和《中国水资源及水价现状调研报告》等多篇论文。

记者检索发现，周望军在价格司任职期间，著述颇丰，且曾多次以研究成果获得发改委内部奖项，比如2006年时，他与刘振秋等人合作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项目，即获得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他还就我国水资源情况展开调研，并提议加快用水体制改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勇于面对公众的“改革派”，却和多位亲密下属“抱团”落马。据不完全统计，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原司长刘振秋、副司长周望军、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等多人落马。

其中，从周望军搭建的朋友圈可以发现，定价以及发改委的审批在一定范围内显得异常随意。

本报记者梳理有关资料发现，周望军的朋友圈主要包括同僚、同乡和熟人介绍的朋友。与周望军有关的，有价格司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等人，还有发改委其他部门人员。“相互照顾成为一种默契。”

熟人介绍的朋友，主要包括上述医药企业，同乡则主要来自老家湘潭。知情人士透露，周望军的一位同乡在2008年国家4万亿政策出台后找到周望军帮忙，希望能获得帮助。之后周望军则找到发改委环资司一处长，之后周望军涉嫌收受40万元现金和价值几十万元的黄金。“什么项目不知道，合不合规不知道。”周望军曾表示。

尽管如此，周望军在2012年因为“叫穷”一度成为热门事件。公开资料显示，周望军经常抱怨各种需要改革的内容，比如公务员工资。他说,公务员的工资低得实在可怜。他平时只抽一种烟，那是一种6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

知情人透露，周望军案或将于近期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