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效等价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同一药品、同类药品在治疗同一疾病时，如果痊愈率、显效率相等，即价格应当相同；同一药品、同类药品在治疗同一疾病时，当痊愈率、显效率类似时，副作用、不良反应发生率相等，即价格应当相同。细化以上原则，就是同一药品、同类药品在治疗同一疾病时，痊愈率、显效率的差异与价格差异的关系，或者同一药品、同类药品在治疗同一疾病时，痊愈率、显效率类似，而副作用、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与价格差异的关系。此外，其他属于药品定价管理从属影响的因素，如知识产权、生产成本、规格、包装因素、品牌效应等，对药品价格的影响力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浮动。等效等价药品定价原则与我国现行的药品定价原则存在本质的不同。
我国药品价格管制的范围，包括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以及其他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的少数特殊药品(包括国家计划生产供应的精神、麻醉、预防免疫、计划生育等药品)。政府对这部分药品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管理形式，规定依据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和社会承受能力，合理制定和调整价格。除列入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范围的药品，其他药品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生产经营企业自主定价。但无论是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药品，还是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其价格都要遵循“质价相符、价格合理”的原则。实际上，现行的药品定价模式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第一，“社会平均成本说”缺乏现实可行性。按照《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生产社会平均成本是制定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基本依据。同时，按照价值规律，必须考虑药品的市场供求状况。由于药品的特殊性，对药品价格的制定，在依据成本和市场供求的基础上，还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然而，一方面，我国实行价格管制的药品种类有2400多种，约占市场上药品流通数量的20％，销售额为60％左右。面对上千种药品由4000多家药厂生产的格局，且不说波动的成本变化，仅仅是定价所需要的成本信息，相关政府部门不可能及时、准确地收集；另一方面，由于当前不同所有制药品企业的成本组成有所不同，因此，社会平均成本不可能通过计算获得。
第二，“成本说”缺乏合理性。我国药品价格核算的基本方法是成本加成法。该方法以成本为核心，按成本加一定利润率之和来制定销售价格。成本加成法的初衷是在保障药品生产者收回成本的前提下，控制流通环节中的每一次加价，从而达到限额盈利的目的，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成本加成法必须逐一核定具体药品的生产成本，这种核定亦受到不同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管理水平的影响而千差万别，最为关键的是患者购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治病，在疗效一致的情况下，价格相对低的品种是首选。该种价格管理机制还阻止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以降低成本，原因在于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成本后，药品必须依法降价。
第三，“优质优价”概念局限。“优质优价”是在“质价相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是指药品的质量和价格要相适应，也就是说应根据药品质量差异，制定不同的价格，做到价格水平与药品内在质量相统一。根据“优质优价”原则，扩展了对药品质量评价的因素，引入GMP等作价成分。但是，“优质优价”的重要缺陷在于，这些标准脱离了药品应该以疗效为核心的特殊性，完全可能存在优质而疗效不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