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以药养医”、“医院在中标价基础上加价15%”的政策下，判断药价是否可下降的依据是“医院的药品利润是否有下调的空间”？如果没有，那么意味着：即使强制限价也必然导致该商品被替代、或通过其他方式转嫁给消费者承担。
目前我国的医药市场，其本质是医院垄断药品需求的市场(患者作为直接的消费者的选择权被医生所控制，所以消费者的用药需求也就被医院所垄断)。在这一市场中，真正交易的不是“药品”，而是“需求”，即医院作为垄断者向医药企业供给其所掌握的“需求”。在“以药养医”的现行体制下，药品的总价格并不取决于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成本和利润，而是取决于医院维持运转和追求利润所需的资金。只要医院所需资金水平上涨，那么药品价格就必定随之上涨。医院卖出药品的总价格，也不决定于药品的进价水平，而决定于所有消费者的用于医疗的支付能力。只要消费者用于医疗的支付能力在上涨，那么药品价格也必定随之上涨。
正因为医院药品售价是由所需资金及患者支付能力所决定，在医院对药品的加价率限定在15%的前提下，医院药品价格必定是先确定向患者的索价，而后再根据加价率、反推进货价格，当所需进价远远高于药品出厂价之时，只得借助中间环节(“招标平台”之类)来推高进价。可以说，药价虚高，是“以药养医”和“15%加价率”制度的必然结果。
在这一背景下，医院垄断性地分销其“需求”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表面上医药代表寄生于医药生产企业，实质上寄生于现行的医疗体制)，使得药品交易过程就如同建筑市场中的“层层分包”。医药企业得到一定的订单后，只得到整个价值链上的很小一部分，却承担着药品生产质量的全部责任。以盐酸奈福泮注射液为例，生产成本仅仅每支0.32元，中标价竟然高达18.49元，医院零售价：21.26元。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药品价格畸高，但大部分利润被医疗回扣、招投标公关费提成等中间环节“吃掉”。
“以药养医”制度的改变是根本途径，但短时间恐怕难以实现。在现实条件下，笔者主张通过以下方式来解决高药价的问题：
(1)修改目前医院以进价为基数加价15%的政策，改为以生产成本为基数加价150%。以成本为1元的药品为例，如果医院希望获得1.5元的利润，在目前15%的加价率下，必然通过中间环节把进价抬高10倍至10元，才可以11.5元出售，获得其1.5元的目标利润。与其如此，不如直接允许医院加价150%，让其以2.5元出售，此时医院获得了其目标利润，药品价格也大幅降低，相比当前的定价机制消费者能够获得较大的实惠。
(2)从追诉、追缴商业贿赂着手，坚决打击药品招标过程中的各种违法活动，是实现上述制度改变的前提，这就要求司法部门的介入。由于大部分药品高价是以商业贿赂为手段实现的，所以对其进行打击和取缔是有法律依据的。追缴商业贿赂，要比单纯的行政限价合理和有效。药品限价有悖市场经济之嫌，而且不可能对过去不合理的高价问题有回溯力，也不能起到对未来的企业行为有引导或警示性作用。而通过追诉商业贿赂问题，于法有据，因为存在商业贿赂的交易过程都是非法的，对其非法收入应予追缴，所以对过往的问题有回溯力，也对未来企业、医药代表、招投标平台、医院乃至医生的行为都有震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