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名为“降药价”的网站突然火了。在其上，14041种药品的底儿被揭了出来，其中包括名称、生产企业、供货价和零售价。和人们的猜测一样，药价虚高得厉害。暴利从几倍到几十倍不等。该网站负责人卫柏兴说，这些药品价格只是企业的招商价，还不是出厂价。“一般企业还会有10%左右利润，实际出厂的成本价还要低。”
此事再次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引发了新一轮对医药产业链的思考。然而，这种事何时才能有尽头？几乎10年以前，这种循环就开始上演了：媒体曝光了某种药品定价的猫儿腻，通常是一个利润惊人的极端例子，此后舆论一片哗然，公众情绪被撩拨起来，喊打喊杀，进而各路“神仙”现身说法，挖根子，找出路，一通热闹，最后却不了了之，等待下一次“火山喷发”。如此10年过去，药价依然虚高。
现在，大家已然清楚，药厂在充分竞争下所得利润并非离谱。它作为生产者，产业链的始端，却在定价上没有太多博弈能力。这跟中国医药产业长期的“弱质”状态关系很大数千家企业能够创新的极少，绝大多数都在仿制，你能我也能，同质化非常严重，以致只能拼营销、低价。如同卫柏兴揭示的那样，一些药厂的利润仅在10%左右，算不上高。
以前有观点认为，药价虚高发生在流通领域，是卖药的“黑了心”。因此，很多政策的制定也是指向此领域。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幕曝光，人们发现，这可能又打错了板子。这一点可以从非处方药的路径上找到些许证明。同时，关乎生命的药品，非处方药从药厂到药店再到消费者手中，价格基本符合“市场规律”，并没有一飞冲天。事实上，各种怪事多出现在处方药那里。
处方药有什么不同？处方药只能由医院的医生开具。它的特殊性就在于，使用药的患者对于药品没有决定权，而是将这种权利委托、过渡给了医生，由医生替自己作出选择。如此，医生毫无疑问成了最核心的力量。到底用什么药，用哪家的药，他（她）才是说了算的人。于是，医药领域就出现了不同于别的领域的景象：药厂（生产者）不围着患者（消费者）转，而是百般取悦医生，回扣、美酒加上甜言蜜语。这也是为什么医药代表会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许多评论认为，如果不是以药养医的制度，如果医疗行为能有制衡，药价也不会如当前这么夸张。卫柏兴就指出了药品进医院的漫长公关：“到医院里，院长、副院长、药剂科主任、主治医师甚至护士长都需要打点，这将占到最终药价的50%。招标公司还将占一些。”这自然大大推高了药品的零售价格，加重了患者的就医负担。不合理的制度使得道德风险医生可能利用药品选择权伤害患者的利益，变成了现实灾难。
需要说明的是，整个链条走下来，受损的不仅仅是最终埋单的患者，还有最上游的制药行业。由于药厂凭着营销就能生存，这一方面使得创新没有足够的动力，小日子过着就好；另一方面也使得创新缺乏应有的实力，毕竟营销带来的利润很微薄，根本无法投入到动辄几十亿的新药研发中去。故而，在中国，昂贵的医疗费用并没有滋养出一个强大的医药产业。
对于此种情况，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收效并不理想。
这几年，国家发改委药品降价令少说也发了20多次。听到老百姓对哪里不满，发改委就把文件发到哪里。问题是，市场经济早已变得复杂万端，受着各种利益主体的牵绊、搅动，想仅凭着一纸文件解决如此纠结的矛盾，显然不现实。“降价死”现象哪个药出现在降价名单上，哪个药就从市场上消失正是最有力的证明。
政府也在从体制上想办法。本轮医改中，基本药物制度正是为此而设。“基本药物”的概念是世界卫生组织1975年提出来的，指的是满足基本医疗需求、基层能够配备、国民能够公平获得的药品，主要特征是安全、必须、有效、价廉。我国政府从1979年就开始积极参与世卫组织基本药物行动计划，1982年还曾下发过《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西药）》。然而，由于此后卫生事业的重心在于调动医院创收的积极性，这个目录几乎从发布之日起就被束之高阁了。
在新医改大讨论中，人们认识到，看病贵主要贵在药价上。新医改启动后，基本药物制度重新出现在决策者的视线中，且被寄予厚望。按照规划，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目录的确定、生产供应、招标采购、现代物流配送、价格管理、与医保衔接等多环节实施管控。针对以药养医的药品加价，国家甚至提出了零差价的口号，力求挤掉水分，真正降低药品价格。
然而，基本药物制度因为一方面限制了处方权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切实地斩断了医院、医生收入的重要来源受到了抵制。如果不能给医院、医生“补偿到位”，让其生存发展有足够好的条件，这个制度就很难广泛、持续地实行下去，也无法达到让药品价格回归到正常轨道的目的。困难的是，补偿多少、如何补偿才算到位呢？还没有人能回答。
形势日渐急迫。新医改近3年，2009版的基本药物目录面临着扩容的要求，使用范围也需要从基层医疗机构向医院拓展，人们想知道，什么样的安排能够让医生乐意使用基本药物，下一步公立医院改革应该就此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