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后一度有所缓解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最近又出“新变种”。这一次，是加入职工医保的患者被医保定点医院拒绝收治或被要求自费诊治，事发河北省保定市。该市实行名为“总额预付制”医保新政，医保中心给医院定指标，结果出现了一些医院为了避免医保费用“花超了”而限收医保病人的怪象。
类似情况，其实在上海也发生过。上海市民秦岭因其患有癌症的父亲遭遇被强制出院、被推诿不接收、非法医托等一系列“心寒、困惑和痛心”的事情，通过网络以公开信的方式致信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引发沪上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业内称之为“秦岭难题”。秦父本为国企退休工人，享有医疗保险。显然，“秦岭难题”的直接诱因也是由于医保部门对医疗机构实行“总额预付制”，导致医保部门控费、医院控床位等新问题。
总额预付是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医保付费方式之一，指的是医保机构改革原有医保按项目付费的方式，对一个统筹地区的基金收支预算进行管理，包括合理确定基本医疗服务及其费用、突发疾病和人口流动带来的费用控制风险等，以保证满足参保人的基本医疗需求、费用风险可控，从根本上消除过度检查、过度收费等不合理现象。保定是此项改革的7个试点城市之一。
毋庸置疑，总额预付制是有助于提高新医改效率、保障参保病人利益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但好制度一次次“跑偏”，“善之花”结出“恶之果”，其中深层次原因值得业内深思。
“秦岭难题”与“拒保事件”如剥笋一般暴露了我国现有医疗体系诸多积重难返的痼疾、积弊，其发生绝非偶然。从表面上看，事件的起因是医保中心的新政过于教条、死板而医院又过于注重自身经济利益，但深层次剖析，根本症结还在备受诟病的“以药补医”机制——超出预付总额10%以外的诊疗费用由院方自己承担，换了谁有可能做出拒收职工医保病人的下策。
在2015年才能见到全面消除“以药补医”成效的情况下，切实保证对公立医疗机构的基本投入成为当前各级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一难题得不到解决，再好的制度、再受欢迎的新政也无法落实，医生作为新医改主体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激发，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就是一句空话，即使暂时得到缓解或部分解决，也必然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法建立长效机制。
据报载，保定市已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公立医疗机构以病人为中心，严禁以“费用不够”为由拒收参保病人，但能否落实还需看实际行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有关部门务必把新医改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出台政策时务必周密考虑、全面部署，及时评估、及时完善。实施“总额预付制”是好的，而加强对拨付总额使用的监督检查并及时公开，接受患者及社会监督，定期进行政策评估与患者调查，及时改进完善等等，却是防止“总额预付”变成“总额控制”必不可少的保障。
好制度一次次“跑偏”，“善之花”结出“恶之果”，其中深层次原因值得业内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