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8日刊发《医药巨头赛诺菲内部人自曝行贿500中国医生》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同日赛诺菲公司再次对本报记者表示，他们将根据报道和举报材料，对此事展开进一步调查。浙江省卫生厅则公开表态，其已在第一时间部署开展调查，报道中所列的浙江省有关医院已经开展自查工作。
代号为“培根”的爆料人向本报记者提供了四份材料，举报法国赛诺菲公司，在2007年11月前后，向中国北京、上海、杭州及广州的79家医院，503位医生，借IV期临床试验“研究经费”(“研究者费”)名义，支付了约169万元的费用。
这一声明，与8月1日赛诺菲公司给予本报的回复基本一致。
8月8日晚间，浙江省卫生厅公开表示，“看到网络关于赛诺菲内部人自曝行贿中国医生的报道后，我厅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部署开展调查。目前网络报道中所列的我省有关医院已经开展自查工作。”
在“培根”提供的举报材料中，浙江共有11家医院共38位医生，接受了赛诺菲总计为12.096万元的“研究经费”(“研究者费”)。这11家医院，分别是：浙江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省中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杭州市第一医院、杭州市第二医院、杭州市第三医院、杭州市中医院、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其他三个涉及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卫生监管部门，则暂未见公开表态。
赛诺菲在8月8日的声明中还提到，药品“上市后临床(即IV期临床)监测在全球医药行业被普遍采用”。
赛诺菲在此前给予本报记者的回复中也介绍说，在其公司管理的，参与药品上市后临床监测的医生，可以因其付出的劳动而获得报酬，这被称为“研究者费”。但医生必须在试验过程中收集并核实患者数据，必须参加研究会议，并且提供研究报告。
对于“研究者费”(或曰病例观察费、IV期临床观察费)的“性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医生、医药企业代表等均表示，这与药品的直接“回扣”不同，属于可以接受的合理报酬。但也有重要前提，即参与四期临床试验的医生，认真履行了病例观察研究的职责；而不是彼此“心知肚明地走过场”，或变相收受“回扣”。
爆料人“培根”则称，此类“研究费”，与“虚假的(专家)讲课费”类似，都是“行贿由头”，实质就是医生开药的“回扣”。
其他受访的医药代表也对本报记者称，实际上类似打着“IV期临床”名义，实质向医生输送不当利益的做法，在中国医疗领域非常普遍。甚至有的医生，直接要求医药代表代为填写临床试验数据。
2004年4月，《广州日报》曾公开报道，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推销药品时，曾以“临床观察费”的名义向医生给予“回扣”。
事后，医院方面调查发现共有6位医生牵涉其中。院方做出的处理决定包括：在一个月的期限内，动员相关人员主动交代，逾期不悔改者将给予以下处罚：收取红包及回扣不满1000元的进行行政处分，并扣除三个月奖金，同时记录在医德档案，以后3年内凡晋升、评级同等条件最后考虑。
根据2003年中国国家食品(行情专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议(2013年升格为总局)通过并施行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规定，临床试验“须成立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在经费方面，“研究者应与申办者商定有关临床试验的费用，并在合同中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