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16日8部委发力低价药改革开始，决策层针对药品价格改革的方向逐渐明朗起来。
4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司前司长李镭在2014年药交会上前瞻未来医药价格改革的发力点，直言未来须通过理顺医药价格建立医疗机构合理补偿机制，重点在于让医院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另一要点是无论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都应该力促其趋于合理区间。
在李镭看来，药品价格改革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要改进药品价格管理方式，弱化对药品价格的直接干预。更重要的是，药品基准价格改革迫在眉睫。
改变流通差率和最高零售价成突破口
长期以来，药品的监管，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这从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政府控制药品支出费用上可以体现。
李镭建言，未来的药品价格改革，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要摆脱管与放的简单循环。过去是管然后放然后再管，下一步不是简单的放。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并存，但呈现此消彼涨态势。政府调控弱化，市场力量不断加强。
具体来看，政府要改进对药品价格的管理方式，减少直接干预。“改变流通差率和最高零售价双控或是突破口。差率控制容易诱导医疗机构追求高价药。”
对此，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内的8部委已作出探索，开始拿低价药“开刀”。针对治疗某种疾病的同种药品中，费用相对较低的常用低价药品，取消原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改为控制日常使用费用上限标准。政府确定低价药品日均费用标准和低价药品清单。
在此政策背景下，决策层还应加强部门协作，在原料、注册、价格管理、采购、临床、医保支付、质量监督等环节完善保障体系，并改进价格管理。对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药品，国家定点生产、统一定价。
李镭认为，还应持续完善采购办法，对纳入低价药品清单的药品定价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机构将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生产企业直接上网，由医疗机构网上采购交易。
在宏观监控上，他认为相关部委应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工信部怎么引导？药监部怎么审批？这都需要跟进。人社部、卫计委还应加快医保付费方式改革，调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主动节约成本，优先使用低价药品的积极性。”
推进药品基准价格改革时机已经成熟
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推进药品基准价改革的时机业已成熟。
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之后，李镭就不止一次公开建言药品基准价改革，这一议题在去年12月引发热议。根据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曾在当时举行过医药价格座谈会，透露药品价格管理模式将从“最高零售价”转向“基准价”管控。
通俗地说，基准价模式，就是通过对药品实施定额医保支付，患者选择不同价格的药品，超额部分由患者自付，药企主动开展价格竞争，形成更为合理的药品价格。
李镭分析称，推进药品基准价格管理改革的含义，一是政府部门间接调控，引导市场价格，形成药品价格管理基础；二是药品购销双方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具体交易价格的基础；三是药品基准价成为药企制定市场价格、医疗机构收取费用和医保部门支付的依据；四是药品基准价成为患者选择药品的参照或依据。
在他看来，接下来的药品基准价格管理力求建立四种机制：一是市场竞争机制；二是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医院成为采购主体，能够在市场中发现药品的真实价格；三是费用控制机制，这主要涉及医保部门，包括如何合理地使用医保费用；四是消费制约机制，患者可以选择不同价格的药品。
在上述机制下，医疗机构有药品收益权，可以得到实际进价与基准价格的差价；医保部门有支付权，可按药品基准价格或者一定比例确定具体支付价格；药企有定价权，可高于基准价格制定最高零售价，但高出基准价部分由患者自付；患者对药品有自主选择权。
不过，实行药品基准价格管理需要有一定条件。李镭表示，这几个条件分别是：第一，价格主管部门放弃药品差率控制，改变药品最高零售价管理，价格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发布药品基准价格；第二，改进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实现“招采合一”、“量价挂钩”；第三，医疗机构公布同一品种不同价格的药品；第四，医保部门公布药品具体支付标准。
除了基准价改革，延伸至医疗服务价格，李镭表示，还应当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执行与公立医院相同的支付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