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用人的一个总纲领是要求“德才兼备”。“才”当然是指人所具有的各方面的才干;“德”则是古人所强调的“忠孝仁义信”。

虽然从表面看来，曹操用人偏重于“才”，他发布的三次求贤令 都贯穿着唯才是举的思想，曹操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然而，这仅仅是为了扩大招揽人才的范围。在真正面临取舍时，作为一个人才战略家，曹操还是将人才的德行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

曹操对尽忠守孝的人的解释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如果为我所用，难道就不能忠于我吗?因而作为曹魏集团的最高统治者，他用人最看重的是“忠孝”。而身处乱世之中，其本人的出身又非士族，故而不看中人才的仁信与其它方面，曹操斩吕布而释张辽就是一个明证。曹操于下邳城生擒吕布及其部将张辽，吕布骁勇善战，当世无敌，但背主弃义，品行低劣，故曹操杀之而不敢用之;张辽乃吕布部将，忠心事主，慷慨求死，曹操反而舍衣赐坐，张辽遂降，终其一生为曹操驰骋疆场，并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可谓知人也。

曹操知人之明，亦由其慎用司马懿为逆证。终曹操一生，司马氏不得重用，只因曹操知其心高志大，权重必生二心，而曹操之孙曹睿，竟然托孤于司马懿，司马氏固才智高绝，足以辅佐朝政，然其父子三人专权跋扈，不逊于董卓、曹操当年。背义卖主，尽杀曹氏宗族，操纵幼君于股掌之上，后终以晋代魏，足见曹睿所托非人。

观东吴托孤亦然，孙权将死，托孤于太傅诸葛悖诸葛恪乃诸葛瑾长子，幼年早慧，聪颖过人，甚得孙权器重。才固过矣，然德未必尽然。诸葛瑾见其才尽露于外，叹其“非保家之子” 。诸葛亮亦知“恪性疏”，书至陆逊，谓其不可典主粮谷。尔后诸葛恪竟然尽掌东吴军政大权。适逢魏军南侵，破魏于东兴，并试图乘胜直取中原，结果攻城不下，大败而归。身为主将，军败不先责己，而恐朝臣议论，收集众官将过失，威慑群僚，并任用亲信统领御林军。终被东吴宗室孙峻诱而杀之，全家遭灭门之祸。

而观白帝城刘备托孤于孔明，可谓得人矣。同是以幼君托老臣，诸葛亮职虽为臣，代君行令，事凡庸之主，摄一国之政。令出于相府而不出于宫廷。观其表象，与魏、吴托孤又有何不同?然而诸葛亮不单有管仲之才，更有周公之义;诸葛亮专权而不失礼，行法严而国人悦服，此不同于司马氏之处;诸葛亮己有功则让下属，下游阙则躬其咎，攻战失利则上表罪己，自贬丞相，此不同于诸葛恪之处。故而上能不生疑心，下能不兴流言。才高却多谦逊，功高但不压主，诸葛亮可谓德才兼备，而刘备可谓是知人得人之人。

诸葛亮本人用人也是坚持德才兼备、德重于才的用人标准。他为蜀汉推荐、提拔了不少忠直之士、英俊之才。《三国志-蜀志-姜维传》里，裴松之曾在注里引用郭颁的《世语》：时蜀之官皆天下英浚诸葛亮力荐的庞统、法正、蒋琬、刘巴、姜维、向宠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以对蜀国的忠贞不吠非凡才干而著称，并在军政的重要位置上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诸葛亮在世之时，虽重用魏延、杨仪二人，深知二人皆有过人之才，然其密表刘禅曰：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 。在他看来，两人都不能团结人，是有才“缺德”;他在世尚可制衡二人，他去世则无人制之。所以诸葛亮临终遗表属意蒋琬咨政，姜维领兵。诸葛亮在《与蒋琬书》中称姜维“既有胆义，又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 ，而才兼过人 。 ”诸葛亮虽死，蒋琬、姜维等共同辅佐刘禅，使蜀国边境无虞达29年之久。蜀国地小偏安，仍能以数万之众连连采取攻势，使魏国的数十万军队只能坚守，要不是蜀主孱弱，天下还不定是谁的呢。

诸葛亮不仅重于实践，更围绕用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和总结，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用人思想，这对于现代如何鉴定、培育和使用人才也具有借鉴意义。他的著作《将苑》就集中体现了他注重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