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蓝农自杀个案，让“菜丰伤农”成为焦点。有官员说，问题源于流通混乱和信息不畅，接着有媒体报道，蔬菜流通环节暴利，相似于当年“看病难，看病贵”，矛头直指流通环节。
调查可见，某些地方为支农，强制性将大片的农田规划成为蔬菜基地，通过扶贫贷款、无偿资金等支持，推动起无数个蔬菜区。当大片的蔬菜基地不因为市场产生，而是行政拍板时，自然要接受市场的惩罚，和流通渠道有什么关系？
研发型老板管营销，听到他信心满满地谈模式就晕菜，看到他一年三变的销售政策就着急；老板娘从厨房到业务副总的职位转变很容易，但因为不懂对客户的尊重，就可以让一个好的商业公司从繁荣走向衰退。市场的主角是消费者、是商人、是企业家，本质是服务，发展的源泉是竞争。政府在市场经济方面，应该致力于维护秩序、保护公平、加强监管、合理税赋，而不是去操盘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因为行政缺陷和越位产生的问题，而苦心孤诣地在市场规则上寻求变革，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会因此更加复杂。
“做该做的事”，知易行难。有多少人不断提醒，医药流通体制改革有些试点在逻辑上就有问题，但有些地方坚持认为：市场上流通企业数量少了，监管就容易了；企业规模大了，产品质量就有保证了；企业数量少了，购买决策就清廉了；流通成本压下来了，看病就不贵了……凭借权利不断制造规则，利用经销商遴选、“两票制”、公立医院药房托管、委托配送权约束等方式，履行着“大老板”的职能，让流通企业长期处在公权对命运的抉择之中。所带来的效应是：灰色公共关系成为竞争力首位；企业规模价值超过服务效率；利润成为奢望，如果没有新的投资，企业后劲枯竭；地方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梦想因为不得不向慵懒的大企业投诚而终结。
有人说，2011年医疗体制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作为业者，我们担忧医药流通行业的健康前景，也心疼主管医改的某些部门：一方面，对构建主观的医药市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以有限的人力、物力深陷于医药流通环节的细节之中，捉襟见肘。这种行政化、集权化的导向，大资金依赖的方式，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能够带来实质性利好吗？能够支撑医疗体制改革渡过深水区吗？能够推动民族医药流通业乃至医药企业家群体健康成长吗？能够推动医药流通行业跨上国际舞台吗？
针对“我们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的记者提问，已故国家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先生引用胡耀邦的话说：“在经济问题上，就是要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今天听来，依然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