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三年医改收官之后，渐入深水区。
在由23家医药行业协（学）会主办，《医药经理人》杂志承办的第四届“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与以往代表委员有着各自关注热点不同的是，此次代表委员们一致地把矛头指向了药价。
几乎所有到场的代表委员此时此刻都在为一件事忧心忡忡：尽管看上去政策是不断地向着降低药价努力，但却渐渐成了提高生产率、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制约因素。
代表委员们表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积累升级的过程。而最近几年，企业为适应新的政策而手忙脚乱，频繁直接地行政干预增加了企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过多地在药品价格上的行政干预又加重了企业的忧虑。而很多部门角色不清，责任交叉，没有形成合力，各种政策把企业往不同的方向拽，结果无人知晓。
与上届一样，《医药经理人》继续就行业的热点问题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向到场的代表委员提问。从结果上看，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被代表委员们诟病颇多。
“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综合的顶层设计，只会造成更大程度地浪费。”
医改变药改是新医改三年来行业内最大的感受。
全国政协委员、科伦药业集团董事长刘革新指出，医疗改革需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现在的表现是，某些省份医改变成了药改，药改变成了基改，基改变成了价改。用越来越简单的做法对待原本复杂的医改问题实在是不可取。
“此时此刻我认为提出要进行综合的顶层设计也不是杞人忧天。由于医改涉及部门更似九龙治水，各个企业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刘革新认为还要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综合的顶层设计，只会造成更大程度地浪费。
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表示，当前医改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有时会思路不清、方向不明，每次搞出来的思路，均未能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只是抓住多个系统中的一个环
节。“在环节上解决，只能治标，不治本。”问卷调查中发现，基本药物目录的制定、基本药物定价策略以及各地基本药物招标规则不一，都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过程中，代表委员们认为对企业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有47%的代表委员认为安徽模式彻底失败，不宜推广；还有31%的代表委员认为应该继续试点，加以完善。
刘革新强调，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至少需要三个要素：决策程序的正当性、执行程序的可预见性和政策结果的可检讨性。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办法的制定也应该遵循这一个基本的政策原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惟有同时推进各项体制改革，才能保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顺利实施，这应该是各界形成的广泛共识。
“如果市场中的鱼都是一个价格，那我们吃到的都将是死鱼。没有人再愿意去深海里打鱼了。”
本次调查显示，75%的代表委员认为，基本药物定价时，政府只要定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即可，而价格最终的形成则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决定。而62.5%的代表委员认为，如果还要继续进行招标，就要切实秉持“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真正落实量价挂钩的政策。国内几千家制药企业共存的现状造成的是医药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但与此同时，过多的药价管制也让制药企业越来越难过。
全国人大代表、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认为，药品虽然是一个特殊商品但也应该遵循市场法则，市场规律。不能把医药产业当成一般的加工业，不是硬性的把所有药品的产业链、价值链、整个的流通环节全部由政府设计出一个模式来运作。
朱文臣认为政府只要定一个最高零售价，最低零售价，其他完全可以由市场利益相关方来博弈就行了。
“政府没有必要算瓶盖多少钱，原料多少钱，水电多少钱，医药的价格体现在软环境上，而不是包装材料机械设备上。药品要体现科技性，而科技性就要鼓励创新，鼓励创新就要留出利润空间。即使不是创新药物，企业二次创新、技术升级，包括技术认证、软环境的升级，这些都是要靠资金做支撑的。而现在按一般产品计算利润空间。对创新型企业肯定是一种伤害。”
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董事长关彦斌表示，让老百姓吃到物美价廉、安全有效药品的招标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制度设计上却偏离了这一初衷。
“如果我们规定市场上所有的鱼都一个价格，请问我们还能吃到野生鱼、深海鱼吗？”关彦斌设问。
“吃不到。因为价格给你定死了，我卖这个鱼我得赔死。所以我提供给你的都是水厂养的，都是死鱼、都是冻鱼。”关彦斌强调：“药品不能以价格最低来招标。因为药品是特殊商品，不能完全看价格。重点还是要看疗效和质量。”
“以药品降价为主导的医改路径走不通。”
“陕西省招标最新的游戏规则是在全国统一平均价格的基础上。进口药降10 %，国产药降20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澳利达医药集团董事长周有财带来的这个信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总裁赵超认为，企业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科技带来的溢价能力。“如果我们的医药产业光有高风险、高责任，这个责任是一个法律、刑事型的责任，只是高成本、高投入，却没有高收入，并不符合发展规律。”
从现场的调查显示，受政策的影响和缺乏新产品是近年来制药企业发展放缓的主要原因；而目前基本药物市场放量没有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基本药物目录药品过少以及医生使用基本药物的动力不足。
“护肝片是葵花药业研制的，完全成本接近10 元。但是在山东基本药物招标过程中，其他企业生产的护肝片中标价是0 .258 元。更可悲的是，若按照国家检测标准，0 .258 元的护肝片还是合格产品。”提到在山东省的落标原因，关彦斌愤愤不平。由于中药在药品的检测规范和检测标准上存在着历史形成的很多漏洞和不完善，只有少数中药有定量、定性指标，而更多的中药既无定量，又无定性，在招标过程中则完全用价格来衡量，于是很多不良企业就在投料上做手脚。
全国人大代表、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认为，这种招标方法，等同于让百姓吃地沟油。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药业董事长萧伟强调，光从原料上，从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的合格上来鉴定中标品种的质量和疗效还不够，还要进行上市后再评价。在以后的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的制定工作中，企业要拿出上市后再评价的依据和资料进行答辩，由专家进行评审，这样盲目性要小得多。而相关部门要能够高度重视上市后药品后的再检测，来完善医疗政策。
新医改三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建立。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正在进行，医疗改革深层次矛盾彰显，旧问题和新情况都同时出现，“打铁要自身硬。”全国人大代表、海王集团董事长张思民表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培养100家超过百亿产值的制药企业。要形成有规模的大企业，就要打好自主创新的基本功，把企业的模式创新抓好。“只有从4000家淘汰到1000家以下的时候，我认为制药企业才能强大，才能够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