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德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曾任辽宁省阜新制药厂、中药厂技术科长、厂长;阜新市医药总公司总经理、市医药管理局局长;辽宁省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国家医药管理局财务与流通司司长;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医药司司长、经济运行局副局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局副局长。

“参加工作四十四年，其实就做了一件事，为医药行业发展出力。自我感觉总体还算满意。当然，遗憾是免不了的。”我记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句话，不断的鞭策自己。

虽然，为医药行业的发展奉献了一辈子，已接近古稀之年。然而，或许是出于热爱医药事业的情结，或许也是一生的职业惯性，自言“职业生涯倒计时”的于明德，如今依然活跃于这个行业的前沿，无时无刻地不在为医药产业的发展鼓与呼。

作为制定行业政策曾经的参与者、执行者，于明德长期从事药品生产、流通管理工作，在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参与制定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医药发展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重大新药项目计划制定和实施等等。因而在业内享有德高望重的声誉和地位。

从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位置退下来之后，于明德进入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工作，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毫不影响他在整个行业内的影响力，在不同的场合中针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针对产业发展政策积极建言献策，对欠科学的地方也坦率提出批评。旗帜鲜明地代表医药企业发出群体的心声。

“那些年，我们经历了太多跌宕起伏的事情。”回忆过去，于明德不禁有些唏嘘。那么，对于医药行业，过去有哪些事情让他至今念念不忘?如今又有哪些事让他牵肠挂肚?而在他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们又能得到怎样的启迪?

“产业的规划，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

从药品生产科研第一线到市、省、国家医药管理局，最后在国家经贸委、发改委经济运行局这个综合部门，于明德说自己很幸运，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一路跟随着时代大浪潮，且学且进步。

回顾整个成长过程，于明德认为总体上对自己感到还算满意，当然也有免不了的遗憾，其中最大的体会就是工作平台很重要，平台越高越大，视野越宽越远，成长越快越好。所以回忆过去，最感谢的还是上级组织和我的伯乐前辈。

说到工作遗憾，在任辽宁省医药管理局局长时，于明德曾向全省医药行业提出了“填补空白”这个理念，要求每个地方都要把填补本地区医药发展的空白作为重要任务，没有抗生素的地方要着力发展抗生素，没有原料药的地方就要发展原料药，希望在全省各地方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产业链和产品线。当时，于明德对提出的这个理念充满着自信，大会讲小会讲，在各种场合推动着自己的理念得到贯彻和执行。实际上，由于没有考虑到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没有考虑到产业的整体布局和资源共享，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从而造成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直到北京工作之后，我才发现，这个理念提得很不恰当，误导了企业的投资。原因在于当时眼界窄、水平低，提口号沾沾自喜，但缺乏一个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进行科学规划。”

在反思了自己过去的失误和感悟之后，于明德接着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进一步强调战略规划及全球视野的重要性。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对于这一天，于明德至今记忆犹新，激动不已，那时他正在国家经贸委工作，目睹和参与了整个过程。“其实，入世谈判期间，我们国家也做了很多让步。一方面是我们主动的让步要换取市场经济地位，获取国际认可以便平等的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方面是谈判对方往往乘机提高要价，为他自己本国谋取利益。因此，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思想激烈冲撞。政府部门内部意见分歧比较大，每一个让步都可能被指着鼻子斥责为出卖国家利益。”

在这点上，于明德十分佩服当时的国家总理朱镕基，顶着巨大的压力，当机立断拍板作出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总体而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有一个看到十年以后中国未来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思路和长远利益。历史证明，当时为了这个目标，为了整个国家的大利益和长远利益，尽管有局部的不情愿的利益让步，但是换来了连续十几年的高速发展，GDP由2000年9.9万亿到2013年56.9万亿，增长5.7倍。外汇储备由2000年1655亿美元到2013年超3.8万亿美元，增长23倍!成为发展最快、支付能力最强的国家。所以，没有局部的让步就无法加入WTO,就没有计划向市场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对于医药行业整体的政策和每一个具体决策，我们也不能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应该站在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的视角上。”

“政策的制订，要从行业发展的实际出发!”

在我国的制造业中，医药行业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行业。同时，这些政策又往往出自于多个不同的部门。有人说“九龙治水”，但对于医药行业何止九龙哪，其实有10多个行政部门可以发出各种号令，而且都可以决定行业的兴衰成败。

2007年5月，卫生部《处方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中有项“一品双规”政策，即在医院的药品采购中，一个药品只能选两个企业。于明德回忆到，当时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并不坏，但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对于只要国内外药企共有的产品，医院最后都形成选择1家外资企业和1家内资企业的这个结果，导致了往往数十家国内企业争夺其中的1个名额。“这对国内药企是极其不公平的。事情的发展和结果偏离了政策起草人的本意，本来是为了规范医院，但由于脱离了国情和行业实际现状，伤害的却是国内医药企业。”

对此，于明德认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从行业的实际出发，制订正确的政策，决定着整个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十多年前，曾经广为流传一句话：叫“太和不倒，全国没好”，那时，全国有113家“药品集贸市场”，由于经营管理的不规范，这些市场存在许多不符合药品经营管理规范和药品法的现象，而安徽太和药品市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为此，国家药监局曾发起过一场全面清理整顿药品市场的行动，就是一个字- 关!当时，在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工作的于明德对这种一刀切的行政治理做法很不赞同，于是深入到安徽太和做调查摸底。回来后，提出：“要疏堵结合。”他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是挥舞大刀砍什么的问题，而是应该用疏堵结合的办法去创造一个更有力推动医药流通改革，向规范经营迈进的环境。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高压政策，也不能靠简单生硬的关停并转，而是要立足改革，加强教育、引导和检查监督，用改革的思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我们力主疏堵结合，一方面加大对违法违规经营的治理力度，另外一方面耐心帮助他们学会规范经营。因为，这是一个牵扯太和约十万人就业的大问题，这也是应首先考虑的问题。”于明德在推动医药流通体制改革中积极支持太和规范经营和改革尝试，“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太和不仅没倒，还变得更好了，全国也很好，而且，太和创造了一种商业流通新模式，那就是低毛利、低费用的大流通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农村市场的药品供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每年有近200亿元的销售额，成为行业学习的样板。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身上长了一个疖子，就把这人送到坟墓，这是不对的。所以，实践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和简单粗暴地来制定政策。”

“医疗改革，首先是政府部门简政放权!”

多年来，于明德一直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参与者。身影经常出现于在各种会议论坛之间，利用一切公众平台阐述他对医改的见解。一旦有行业政策最新发布或时事热点发生，他的声音也一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各大媒体，用他深厚的经验积累和深入的行业研究及时地剖析事件背后的真相和利弊，为大家提供学习分享。

中国医改错综复杂，被称之为一项世界难题。在他看来，中国医改不在于事情本身有多难，而在于是否愿意动真格。“其实没有那么难。过去最大的问题是穷，没有钱，现在改革开放国家富了，政府拿出2万多亿元用于老百姓的医疗保障。这是空前的。在这么多钱的支持下，医疗卫生工作本来就应该做得比以前更好，但如果不改体制和机制，只是做表面文章，改药不改医，改医不触动体制，那不管多少钱，最后变化都不会太大，所以关键在于你是否认真。”

于明德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难事最后都做成功了，例如“军队不准经商”的改革，一点儿不比医改的难度小。“十年多前军队普遍存在着办企业做买卖的现象，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对此社会反响也比较大。但是党中央后来一声令下，规定解放军和武警一律不准办企业，所有的军办企业都交给地方，而军队的经费统一由财政补齐补足。这项改革政策涉及到利益群体很大，影响到的层面也很广，难度不小，但最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功的完成，我们现在不少的药企就是在当时从部队那里接收过来的。”对此，于明德还记忆犹新。国家经贸委的第28楼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全部清空，成为解放军各系统的‘军地交接办’临时性办公室。“中央决心大，各级抓得紧，层层落实，最后成功了。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因为中央有决心，军委带头执行认真，各级干部都认真，很快就解决了。”

“医改难，主要是牵涉到某些人的权力和利益，关键就是这些人愿不愿意放弃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例如药品统一招标，本来国务院文件明确医疗机构是招标采购的主体，现在却异化为招标办是主体!完全是极少数人小团体权力和利益在驱使。14年踉踉跄跄走过来，问题十分突出，医院不满意、药企不满意、部门不满意、群众更不满意。问题在招标办。招标办不懂药、不买药、不卖药、不付款、不承担质量责任，却要包办药品招标。招标办侵犯了院长权力，伤害了企业利益，群众也没得到实惠，这明显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到现在某些省招标办还要抓住权力不放，继续鼓吹“唯低价”，真是应该深刻反省了。

目前，医院药房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药房托管”，但在于明德看来，这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他认为，目前的药房托管从多家企业药品供应转变成为独家供应，实质是对抗中央医药分开的对策。企业想取得医院药品供应独占权，医院想变个方式以药养医。“钱和关系撬动了权力，权力授予企业独家垄断，通过垄断再赚取更多的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看似医药分开，其实靠卖药谋利本质丝毫未变。根本没有分开。因为“托管费“都是从药品成本中支出，老百姓一分钱的好处都没有得到。这种改革即使得到了某些获益企业的欢迎，但是从公众利益角度看，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相悖的。这会对行业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目前的这种药房托管应该停止。”

“解决医改难题，最关键的是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摈弃私利。”今年出台的一系列行业政策，或许体现了简政放权的改革新思路。对此，于明德描述自己兴奋得都睡不着觉。“发改委最近出台了涉及533种药物的低价药目录清单，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具改革思维的政策。是简政放权的重大突破。非常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最好的实际行动之一。”他认为，该项政策出台宣示了药品将逐步走向市场化定价的改革趋势。“过去完全是由行政定价，现在低价药可以放开，这等于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我说，坚冰已经打破。最重要的是，这个文件是由制定药品价格的部门所发，这等于是革了自己的命，放了自己的权。所以，最大的意义在于此。同时，结合八部委联手发布的关于低价药供应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了低价药目录清单中的这些药品可以直接挂网采购。可以想象，全社会一致批评的“政府统一招标”也终将寿终正寝!解放医生、解放医院、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支持医疗服务领域有序竞争。这是第一步，今后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这给我们的医改的推进带来一缕曙光。”

“医药企业要积极参与政策的讨论和制订!”

退休之后，今年已是68岁的于明德继续追求着人生的价值，行业协会的工作成为他原来医药行业管理工作的一种延续。“我们协会里有许多位是原来医药行业主管部门的司局长，大家特别有共同话语和改革共识，有着相近的年龄和经历。我们为快乐而工作，在快乐中为企业服务。”

在于明德等一群老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多次代表企业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呼吁，为国务院及有关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发挥出其真正的价值。

据于明德透露，由于医药行业存在着虚假夸大的药品广告，某一主管部门准备严厉整顿药品广告市场，其中打算出台因噎废食的禁止所有药品广告的规定。这时，于明德认为 “第一，OTC药品做广告是药品法授予的权利，如果要禁止，首先要改法，哪个部门都不能违法行政。第二，药品广告确存在着某些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药品广告一律禁止，这个做法太粗暴。我常说人民币经常有伪造，但我们不可能因此废除人民币，而应该抓伪造。第三，该政策一旦出台，将会OTC药品企业和市场造成严重的打击，不利于整个行业良性的发展。”为此，在他们和兄弟协会、企业一同去主管部门谏言，最终这个文件没有发布。

“我们医药行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政策。但仅仅学习政策还不够，还要大家共同努力，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医药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而奋斗。这也是我们第一位的工作。对企业而言，重视技术、产品、管理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环境。如果企业早一些的参与讨论政策，了解政策制订的信息。那么，政策出台之后，结果恐怕有时会不一样。因此，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企业不仅要学习政策，贯彻政策，也要参与政策的讨论，积极在制定过程中提供一些供主管部门参考的意见。”于明德介绍到，“协会本身没有多大的力量，但是协会要紧紧依靠广大企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鼓与呼。形成改革共识力量就大了。这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对企业最大的服务。”

对于医药行业商业贿赂问题，于明德认为，“抓得对，处罚得也应该，这是国家反腐大局的一部分。”但是，同时也要从制度建设入手来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

“一条鱼死了，肯定是鱼本身有病，一塘鱼都死了，那需要找找水塘的问题了。真正要解决医药卫生行业内的腐败行为，个人认为，政府简政放权，建立良好的市场化体制,鼓励医疗服务领域的有序竞争，才是根治问题的出路。”

而从目前自己的工作角度，于明德表示，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要继续坚持以服务为中心的原则，坚持少开会、说短话、多深入、办实事的工作作风。除了为企业宣传政策，交流信息之外，协会今后也会继续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以及加强行业自律等服务职能。

编后语

虽然长期在体制内工作，但于明德会长依然保持着自己特立独行敢言敢为的鲜明风格，更难得是与他深邃的思想并存的是如孩童般的活泼性格。

毫无疑问，于明德是个标准的工作狂，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企业、协会，甚至整个行业奔波，发挥着自己的余热。但同时，他也过着平淡的生活。“孙子、孙女在身边，再养上一条狗，这就是我的幸福生活。”谈到家庭，他爽朗的笑声响彻整个小院。

古人云：活到老，学到老。于会长尤其喜欢接触新鲜事物，即使再忙，也抽出时间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思想。交流中，他像个孩子一样，像我们展示着他身上的最新的高科技电子产品。例如手上所带的智能手环，带有移动医疗功能的手机，并且乐呵呵地告诉我们，这次去美国看望子女的他，准备再买个GOOGLE眼镜。“其实，我就是好奇，没有大用处，就想认识下，学习下。”

就是出国探亲，于会长也是不忘工作。“数字化医疗的前景怎么估计它都不过分，没有人可以把它描绘清楚，因为它在不断的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这一定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次过去，我让人帮忙联系几个美国移动技术的展会，想去开开眼界。在创新方面，如果自己没能力，那一定要向美国学，学了之后会很多启发。”

看来任何时候，于会长心里最为牵挂的还是他所热爱的医药行业。中国早日从医药大国成为医药强国，研发出更多原研药品和技术，这也是他最大的心愿和理想。而面对现状，他殷切地期待着改革的坚持和深入，“改革的力量就像火车爆发一样将会让整个产业重新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