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无好货”，是中国老百姓在日常商业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其中凝聚了平民的商业智慧。几乎人人明白“货”的质量要高，必须要有“投入”（成本）的保证，否则，所谓“质量”可能就靠不住。“便宜无好货”的另一层意思是：若“货色好”，那么“贵”一点也是值得的。这与现代评价方法要考察每一元钱所获得的价值真是不谋而合。

当然，“便宜无好货”的逆否命题“昂贵无孬货”也未必成立。以药品（或医疗中的耗材）为例，有的贵得离谱，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质量平平，甚至还可能很差。须知，药品贵是造成“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人们自然要拷问：药品到底是“贵”还是“不贵”呢？

药品“高消费”势头未能遏止

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药品“贵”还是“不贵”的问题。新一轮医改启动前的2008年，全国的药品消费为6202.4亿元，而2012年为8410.2亿元，虽然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由41.56%降至了39.84%，但是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的增加，绝对数量的增加与从2000~2008年的增加趋势相比，并没有表现出减缓的迹象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从2008~2010年仅增加了1800亿元左右。这些钱全部都用于吃药了。

再看一下在最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中的药品消费情况。2008年，全国乡镇卫生院的次均门诊费用为42.5元，其中，药费为25.8元，占60.7%；2008年次均住院费为790.8元，其中药品费为403.9元，占51.1%。2010年次均门诊费为47.5元，其中药费为28.7元，占60.4%；次均住院费为1004.6元，其中药品费为531.1元，占52.9%。这组数据表明，在乡镇卫生院实行了一系列控制药品费的措施（包括招标采购、基本药物目录、零差率等）后，药品费增加的势头还尚未遏止住。从2008年到2010年住院费增加了203.8元，其中的62.4%都来自药品费的增长。从总体上说，“看病贵”一定程度上源于“药品贵”看来不无道理。

药这么贵又那么难咽，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每年都在大幅度地增加药品消费呢？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补偿机制不健全、不恰当，恐怕是最重要的动因。“以药补医”这一短视的补偿政策，造成了医改的长期困境。但是，基本药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例如，各种医保基金对购买服务的安排）不够完善，也有直接联系。因而，在改革补偿机制时，也要注意基本药物制度和保障制度的完善。

成本-效果评价的缺失

药物是分类的，同一类中还有不同的品牌。在总体上判断药物“贵”的同时，还必须对类别及品牌作出区分，看看到底是哪些贵。这时，判断所援引的方法，与“便宜无好货”的理念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在遴选基本药物或医保报销药物目录时，必须要考虑3个维度：疗效，安全和经济性。可惜的是，迄今人们对经济维度的实际关注较少，即使关注经济维度，多半也只是观察“贵不贵”，即市场上药品的“单价高或不高”，而科学的评价是要用成本-效果分析，即依单位效果的成本来观察贵还是不贵，或者说看每一元钱所获得的实际价值。若一种药品可能价格很高，但疗效非常好，获得单位效果的成本反而较低，则视其为“更可取”。这里，其实反映了“便宜无好货”的评判原则。

目前，在广泛使用的药品中，开展了严格的成本-效果评价的品种凤毛麟角。而发达国家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要求药品企业做成本-效果评价，方法也日益成熟。若我们这一课不补上，则药品的招标、药物目录筛选就失去了基本的重要依据，只能停留在一般地谈“药品贵”，难于找到治“贵”的具体对象。当然，还要视具体地区来分析，在什么环节上导致了药品贵。流通过环节中的不规范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管制不力，是大家公认的造成“贵”的主要原因。

规制与激励相结合

为了控制药品费，需要把规制和激励结合起来使用。目前使用的工具主要是规制，例如，限价、规定药品的使用范围、零差率等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限制”，即“不能”做什么。但还有一些工具，即激励，是鼓励做什么，让处方药物的医生，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能按照“我们”（全社会或医保）期望的方向行动。

例如，可以把限制用药目录、零差率的政策，调整为鼓励尽可能处方（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或经证实的成本-效果好的药品；可以规定：若处方这些药物，医院/医生可以获得15%的加成收入，而其他药品实行零差率，或很低的加成收入（例如1%～3%，以弥补供给者的运输和存贮等成本）。因加成收入的激励，诱使医生尽量使用基本药物（成本-效果好的药物）。这种支付激励不同于目前采用的规制方式，值得一试。这种方式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缓解实行零差率带来的筹资困难，缓解用药限制引起的服务能力下降的影响。

总之，“便宜无好货”，不能简单地直接以价格高低来评判药物，还要考察效果这一要素，以成本-效果为基础，找出治理药贵之道。

发达国家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要求药企做成本-效果评价，方法也日益成熟。若我们这一课不补上，则药品的招标、药物目录筛选就失去了基本的重要依据，只能停留在一般地谈“药品贵”，难于找到治“贵”的具体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