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首轮药品降价从2月1日开始执行。国家发改委通知称，此次调整的有解热镇痛、呼吸和专科特殊用药等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共涉及20类药品、400多个品种、700多个代表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5%，其中高价药品平均降幅达到20%。据称此次药品降价可每年减少病人负担约600多亿元。

　　新一轮药品降价幅度很大，惠民不可谓不给力，但公众仍心存疑虑。据不完全统计，近15年来，我国已经进行了31次药品降价。因为根据以往历次药品降价的经验，有些药品一降价就很快“降价死”——从市场上消失了。

　　目前，大约80%的药品由公立医院的处方开出，公立医院成为药品流通的主战场。长期以来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只好只给政策不给钱，导致公立医院“以药补医”，公立医院对药品的选择常常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廉价药在临床常常被弃用。

　　此外，监管不完善也导致药品生产企业对降价药改头换面，通过改规格、改剂型、改包装等方式获得新药身份来逃避降价。

　　从以往历次降价中可以发现药品“降价死”的怪圈——一旦某些药品降价成为廉价药，就会遭到医院弃用，药品生产企业也会停止生产，然后将其重新包装、改头换面后再以新药的名义通过审批，高价上市。于是价格监管部门又无奈地进行新一轮的药品降价。

　　药品降价之所以效果不明显，是因为屡次药品降价只是针对药品品种，却无法遏制医生滥开药造成用药数量的上升，以及改头换面的高价药。由此可见，降低药品费用的关键不只是控制药价，而是要打破“以药补医”的传统体制，斩断寄生在药品利润上的利益链条。

　　新医改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通过“医药分开”解决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问题。目前，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实行了基本药物制度，取消了“以药补医”，并进行了包括补偿、人事、分配、管理等综合改革。在取消“以药补医”后，基层公立医疗机构的收入由一般诊疗费、财政以及医保来补偿。眼下，这项改革正向县级公立医院和城市公立医院推进。这意味着公立医院药品利润上的利益链条正被打破，合理用药的局面正逐步形成，廉价药不再像以前一样被弃用。

　　目前，政府部门对药价采取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式，政府部门对药品价格的监管防止了药品生产企业乱定价、乱报价，使药价逐渐回归理性。但应该注意到，政府部门很难核算药品生产成本，并以此来合理制定出上万种处方药的价格。从根本上来说，药品“降价死”还是生产企业认为无利可图退出了市场。因此，发挥市场机制在形成合理药价过程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对药品价格的管理，经历了一个从全面管制到放开、又从放开到恢复部分管制的曲折过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启动药价市场化改革。此后不久，药价高、看病难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1996年以后，中国政府对极少数药品恢复价格控制；2000年之后，价格主管部门将政府定价药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连续启动大范围的强制降价行动。药价经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波动，也让政府部门对药价形成机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总之，解决药品“降价死”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应该从形成药品价格合理机制入手，切实取消医药间的直接经济联系，在对独占性的新药和独家品种加强监管的同时，对生产厂家众多的普药定价应逐步放开，通过市场竞争来形成合理的价格。